“孙中山与农民问题”补论(5)

　　1923年，孙中山有一次与鲍罗廷一同乘船视察广州附近的水道和炮台，途中遭到不知来自何人的枪击，一名水手被打死。鲍罗廷认为“袭击来自农民，他们手执武器保卫自己的稻田”，并以此作为“必须在农民中做工作”的例证。[27]（P372）鲍罗廷在不知道枪击者的身份时就从自己固有的观念出发称之为农民，这就很难说服对广东乡村、盗匪有较多了解的孙中山。1923年11月中旬，孙中山的军队在东江前线溃败，孙本人狼狈退回广州，陈炯明的军队兵临城下。鲍罗廷建议“立即颁布在广东农民中分配土地的法令”，“尽可能地召集数量众多的党员，骑自行车、开摩托车、划舢板、乘汽车把这些法令带到农民中去”，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千万农民支持战争、消除对广州的威胁。[28]（P41～43）但孙中山没有按照他的建议办。鲍罗廷1926年2月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使团报告时，回忆起孙中山反对其建议理由是：“土地改革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贯彻执行，因为我们的农民没有文化没有组织起来，在我们和农民之间有豪绅，如果我们颁布法令，那么这个法令会首先落到豪绅手里（如果法令能传到农村的话），豪绅就会利用法令反对我们，并且他们不仅把军阀也把农民发动起来反对我们。因此首先应当着手组织农民。”[26]（P128）且不说鲍罗廷的建议未免缓不济急、无法操作，更重要的是，广东乡村（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民团基本为豪绅掌握，而民团又经常参与广东各派政治势力的战事。因为国民党在乡村地区毫无基础，如果真颁布了这个法令，直接的后果很可能是动员大批民团参与到陈炯明一边与革命政府作战。所以，孙中山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对广东尤其是珠三角的乡村，孙中山是熟悉的，他明白在乡村地区的基层社会，农民的力量远不及豪绅，前文提到的7月28日、8月21日的演讲，8月10日的私下谈话，都讲到地主豪绅力量比农民强大，必须先把农民组织起来才可以同地主豪绅对抗。在当日的广东，地主豪绅拥有强大的武力，红兵起义以后，乡村士绅控制的地方武力，实际上成为基层权力机构。[29]仅从武装的比较即可看出广东地主与农民力量的差距。据日本人涉谷刚1925年到达广东后的调查，广东省民团仅新式步枪就有128，000支以上。[30]20年代末的又一项调查说，番禺、东莞等10个县的民团有枪20万余支，其中仅番禺县的民团就有10万余支。[31]（P15）1926年4月《广州民国日报》的一篇文章则称：“据前年调查，南海一县有二十万枪以上，番禺与顺德都有十八万以外，就举这三县作比例，可知广东能武装起来的民众不在少数。然而这些都是正当自卫的有枪阶级。”[32]农民团体（如农民协会）虽也有武器，但无论数量质量都远不如民团。如果农民在未有充分组织与武装的情况下与地主冲突，那即使政府派军队介入也难于控制局面。珠三角虽然是农民运动兴起较早的地区，但农民运动发展的阻力一直很大，主要原因是珠三角地区地主士绅拥有强大的武力。从当时广东省的省情看，孙中山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孙中山希望在“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的前提下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近代中国只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他始终珍视的“核定地价、照价纳税、涨价归公、照价收买”的平均地权方法，在近代中国也缺乏可操作性。不过，孙中山关于工商发展必然会引起城市地价暴涨的预见，关于地价暴涨产生的财富必须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不能由少数人吞占，以及政府必须对乡村贫穷的居民予以特别的关心与帮助的主张，在今日应该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尽管未必可以按照他的具体方案去做。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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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同治）香山县志[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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