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农民问题”补论(3)

　　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民的支持和自觉参与，民主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成功，很大程度是因为制定和实行了让农民获得土地的政策，所以，1950年代以后中国内地的学者讨论近代的政治改革与革命时，通常就会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土地的理论、政策及其实践作为参照。例如，我们会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没有一个解决农民土地要求的纲领，没有分土地给农民，所以无法动员农民参加革命。但是，如果我们看回孙中山那个时代，孙中山有可能提出这样的纲领吗？就算有，就能够发动农民吗？

　　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经验，是因为其土地纲领有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清末以来对农村—土地问题的研究，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中国共产党还吸收了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的教训，同时借鉴了苏俄的经验。党的领导人、理论家亲身到乡村进行调查研究，经历过不少失败、挫折才制定出一套可操作的土地改革政策。而宣传、实行这个政策，又依靠初步建立的政权，派出党员、干部、军队深入农村，在一些地区建立起足以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局面后，先进行土改的试点，然后逐步实行、推广到更广阔的省区，最后取得全面成功。

　　但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这些条件。孙中山和他的同志曾经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武库寻找过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这些办法远离时代的要求；引进外国的方法，与中国国情又未免凿枘；当时也没有针对全国农民—土地问题的科学研究成果可供他们制定政策时作参考。无论孙中山还是其他革命党人，对乡村和农民的知识，大体上只能来自自身的体验，而革命党人当中，与乡村和农民有关系的人很少，更缺乏能够深入乡村的有理论、有理想、有组织能力的人物。如果有一个夺取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纲领，又有办法向农民宣传，并组织农民实施，这当然有可能动员农民参加革命。但孙中山和他的同志有无可能做得到？地主的反抗以及农民的接受、合作都是问题。以同盟会的动员、协调能力，就算有这样一个纲领也无从实施。太平天国曾经有过一个土地纲领，但洪秀全等人还是宁可用土洋结合、神秘俚俗的上帝教去发动农民。所以，以往对孙中山在这个问题上的批评，未免是苛求前人。

　　孙中山要进行一场推翻清皇朝的革命，自然要发动、依靠相当数量的群众参加，以往学术界也注意到，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主要通过会党发动部分农民，甚至通过新军与农民取得联系。[14]（P320～321）这些看法，应该说是言之有据的。

　　当然，被革命党人发动的人，未必全是躬耕垅亩者，其骨干或积极分子多是乡村的一些边缘群体如流民、盗匪等，他们或是破产农民，或仍在乡村不时以劳力谋生；然而，当社会动荡到了一定程度，或者革命高潮到来之际，就肯定会有大批农民放下手中的农具卷进革命。因此，“农民”可以广义地理解为乡村的下层居民。革命党人用什么具体的方法去发动他们？发动的效果如何？这也是本文要加以讨论的问题。

　　辛亥革命中，惠州起义、萍浏澧起义，参加者数以万计，武昌起义后各地民军蜂起，人数更多。考虑到广东的起义与孙中山的关系更为直接与密切，就以广东的例子作些分析。例如1900年的惠州起义，参加者达2万余人，从日后的口述史料看，其中也有不少耕田的农民。[15]（P1～19）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在不到半个月就发动了十几万民军向广州进发，对促成广东“和平光复”起了重要作用。这些民军，用胡汉民的话说，以“赤贫农民与其失业而流为土匪者为基本队”，[16]（P46）列入军政府统计的民军人数曾达到148，400人，此外，各县不在广东军政府领取军饷的民军更是不计其数。[17]数以十万计的农民拿起武器组成队伍举着革命党的旗帜，或在革命党人率领下投身革命，这是一个何等波澜壮阔的场景!以往，我们可能对孙中山及其同志动员农民的程度估计过低了。

　　革命党人也以革命成功后经济生活的改善来发动农民。孙中山后来说，在辛亥革命时期，不少人说“革命成功，我们大家有平（便宜）米吃”，孙中山认为这句话可以作向群众宣传的材料。[11]（P575）因为珠三角地区大量农田改种经济作物，很多农民都籴米而食，乡村地区更有大量靠出卖劳力为生的人，所以，“食平米”也成为动员乡村下层居民的口号。如在顺德，革命党人便用“食平米都来当民军”作号召。[15]（P249）同盟会在乡村发动农民的方法五花八门，盗匪出身的同盟会员李福林曾记述自己与绿林首领陆领、谭义等在顺德龙冈（江）“唤起民众”的情况：“头班名剧演出，四乡民众来观剧了。于是每日锣鼓开场前，在棚正中搭起演讲台，在演讲台演讲三民主义……又于是开始招收革命党徒，手续越简单愈妙，只要在盟约上签一个名字，或打下一个指模，就认为是新同志。几日之间，前来加盟成为新同志的共有几千人。”[18]日后李福林成为孙中山属下的军事将领，到了20年代，鲍罗廷称李福林为“唯一一个确实同农村、同农民结合在一起，而在城市里同商人结合在一起的将领”，[19]（P109）这当与他出身乡村并在辛亥革命时期发动过农民有关。

　　没有资料显示，同盟会曾以土地问题去发动农民，孙中山和他的同志当然更不会用地主—农民这种阶级对立的观念去发动农民。但同盟会纲领中的“驱除鞑虏”，是没有文化的乡村居民也听得懂的语言，此外，反抗官吏、豪绅也是宣传的内容。革命党人建立政权后，有些同盟会员对农民作过民生主义的宣传，例如，一批同盟会员1912年在广州创办的《民生日报》，宣称“以民生主义为宗旨”。该报有一首“龙舟”“劝农夫”有如下的句子：“故此富者买埋天咁阔嘅田土，贫者想话耕锄食力，可叹尺地全无……富者就把地权垄断为圈套，我地农民无奈，就要做佢富家奴……佢坐食安居，为做米蠹；任得我地两餐唔足，子泣妻号……短衣缩食，都要顾住交租，想起番来，真正喺唔公道……此事总因，全在地土，只为地权，全在佢的富豪操。想话把农业振兴，亦唔到你展布……想话把农业振兴，以边一件为首务？平均地权，乃喺法理最高……然后农业可以自由谋进步，何限好。”[20]龙舟的作者用粤语、用通俗口语讲民生主义，自然是为了适应向文化不高的农民宣传的需要，应该也考虑到对不识字的农民演唱的可能性。这首龙舟触及了农民—土地问题，但对如何解决则只有几句不着边际的空话。这类宣传应该不会是个别现象，只是类似的史料留下来的不多，我们很难作进一步的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