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农民问题”补论(2)

　　孙中山曾对宫崎寅藏说过早年听过“太平天国军中残败之老英雄”的谈话，于是产生了革命最初的动机。[1]（P583）从20世纪初开始，一再有回忆录提到，孙中山少年时代已经知道太平天国，青年时代即以洪秀全的继承者自命。特别是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内地崇尚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背景下，不少学者强调孙中山对晚清农民起义的继承。但对以往的一些说法，还是可以推敲一下的。

　　如果我们看当时产生的史料，那么，不难看出，孙中山和他的同志，都是把太平天国看成是“汉族”反对“满清”的起义，在很多情况下，革命党人还有意地把太平天国的人物士大夫化。1904年孙中山为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所作的序言，完全把太平天国作为一个汉族人的王朝来看待。[1]（P258～259）真正的太平天国历史，民国以后才逐渐有人研究，而把太平天国称为农民起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传播以后才有的观念。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其他革命党人，当时对太平天国不可能有深入的认识。综看孙中山所有言论、著作，他并没有把太平天国与农民加以联系。

　　讲到孙中山与晚清农民起义关系时，我们发现，很多口述史料都提及孙中山对太平天国的赞扬，但是，孙中山家乡所在的珠江三角洲，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其实并不密切，太平天国的主要人物，几乎没有出自南海、番禺、顺德、香山、东莞、新会等县的，这个地区即使有人参加太平天国起义，人数也不会多。而与太平天国同时期的另一场农民起义———红兵起义则席卷了珠三角。咸丰四年五月，何六在东莞石龙起义，越过番禺、顺德向香山进攻，香山当地的会党、“盗匪”也纷纷响应，尽管我们不知道香山有多少农民参与，但按照历史上一般的情况，数量应该不少。此后十多个月，香山几乎全境都成为清朝官兵、团练与红兵的战场，红兵围攻县城，占领小榄、黄圃、黄角、曹步、古镇、海洲等乡镇，孙中山家乡翠亨附近的南蓢、下栅也发生过战事。[6]（卷22，纪事）这场农民起义对孙中山有无影响？虽然孙中山也经常讲到会党，但从来没有谈过会党发动的这次红兵起义。日后产生的口述史料也没有提及，似乎几十年以后当地人已把这场大动乱完全忘却。我们还是把目光转回当时产生的一些资料。孙中山的先辈在这场农民起义中有什么遭遇？没有任何资料可以直接说明。不过，起义发生时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41岁，叔父孙学成28岁，另一个叔父孙观成23岁（根据口述史料，两个叔父都不在家乡），都正是壮年；他们在战乱后又都健在，孙达成、孙学成还列名于咸丰六年（1856年）三修翠亨祖庙碑记（这个碑记完全没有提及刚刚平息的大战乱）。孙中山的长兄孙眉恰恰生于咸丰四年，孙中山的祖母黄氏、母亲杨氏、婶婶程氏等都是小脚妇女，但她们都安然度过了这场动乱。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肯定：孙达成兄弟没有卷入红兵起义，否则，在清朝官吏、士绅、团练对起义者严厉镇压的情况下，他们不大可能一家都平安无事。

　　综上所述，孙中山的长辈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的生活贫苦，但尚不至于朝不保夕，从现有的史料看不出他们身上有反抗封建压迫的精神。孙中山晚年对美国人林白克的忆述，也称孙家的先辈“绝对信仰天子和村中的偶像”，“决不愿违反古训做政治上的叛徒”。[7]（P34，156）因此，笔者认为，孙中山早年“贫困农家子”的经历，对他日后决心改造中国、造福民生有影响，但对他走上反清革命道路的影响，则不易作出结论。

　　二、辛亥革命时期对农民的发动

　　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密切相关，在近代中国更是如此。中国内地学术界研究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时无不联系农民问题，不少学者认为，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受历史上农民“均平”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土地纲领，是重要和直接的思想渊源。[8]（P360～361）

　　可能没有哪种农民起义的文献会像《天朝田亩制度》那样受到中国内地学术界的重视，对它的内容、性质、作用等问题，学者们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对这个制度反封建的积极意义，都给予高度评价。但是，这个制度并没有实行，甚至它是否被广泛宣传过也可怀疑。当时收集太平天国情报、文件不遗余力的张德坚，在《天朝田亩制度》颁行后，仍记下“此书贼中似未梓行，迄未俘获”。[9]（P253）这至少反映出，《天朝田亩制度》的实际影响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研究太平天国的学者，没有发现多少太平军宣传这个制度或者农民因这个制度参加、支持太平天国起义的记载。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朝千方百计毁灭其文物文献，一些文献流落国外才得以保存。1924年程演生在巴黎找到一批太平天国印书，其中有《天朝田亩制度》，他把这批印书整理介绍，中国国内才逐渐有人知道。[10]（P619）无论是孙中山本人还是他的亲密同志，都没有在著作中提到过《天朝田亩制度》，只是谈过平均主义的“公仓”（圣库制度）。甚至到了晚年，孙中山在讲到太平天国的赋税、财政时也只是根据一些明显不可靠的传言。[11]（P472）因此，笔者认为，孙中山直至逝世，没有看过甚至并不知道《天朝田亩制度》。至于历史上其他农民起义“均平”的史料，在1950年代以前很少有人专门整理，知道的人也不会多，孙中山在自己的著作和演讲中也没有提起过。所以，要说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均平思想对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有影响，还必须找到更多直接的证据。

　　从目前所见的史料，可以断定，孙中山确实认真思考讨论过解决农民土地的问题。冯自由说，孙中山19世纪末同章太炎、梁启超等讨论过中国未来的社会问题与土地问题“如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与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仓，均在讨论之列”。[12]（P144）梁启超称，孙中山对他说过，“孙文尝与我言矣，曰今之耕者，率贡其所获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已，农之所以困也。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而后授之田，直纳若干之租于国，而无复有一层地主　削之，则农民可以大苏。”[13]章太炎转述孙中山的意见是：“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土”。[1]（P213）这些，都是研究者非常熟悉的史料。不少学者讲到，孙中山和他的同志在辛亥革命时期，从讨论、关注农民如何获得土地，到一再公开申明并不是要“夺富人之田为己有”，在政纲里完全不提农民—土地问题，是因为革命党人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而且害怕因此而把想要争取的汉族官僚、士绅吓跑，同时也怕在这个问题上授保皇派攻击的把柄；革命党人在讲平均地权时只是注重城市土地，孙中山和他的同志所说的“地主”，主要指工商城市的土地所有者，与日后专指乡村中占有较多土地、依靠地租剥削为生的地主阶级不同。笔者同意这些看法，但也想再作些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