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2)

　　（三）电召湖南好汉问题。《戊戌纪略》称，谭嗣同曾对袁世凯说：“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关于此，《诡谋直纪》记：毕永年曾建议发电湖南，催唐才常入京同谋，得到康、梁、谭三人赞同，连发两电催促。

　　（四）光绪密谕问题。《戊戌纪略》记，谭嗣同曾向袁世凯出示光绪皇帝的密谕，其内容大概为：“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

　　关于此谕，杨锐儿子后来交出的正本为：“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按：原文如此）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将袁世凯所述和密谕正本相较，虽有长短之别，但精神实质完全相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没有提到康有为这一点上，二者也相同。

　　《戊戌纪略》又记谭在袁面前埋怨说：“朱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朱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查有关记载，光绪皇帝的密谕是七月三十日交给杨锐的，但杨锐惊恐不知所以为计，直到八月初三才通过林旭交到康有为、谭嗣同手里。这些足证《纪略》有关记载相当精确。

　　（五）袁的推宕策略问题。《戊戌纪略》记，袁世凯没有答应谭嗣同立即回津举事的要求，而是推到九月天津阅兵时动手。袁称：“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关于此，《诡谋直纪》载，初四一早，毕永年向谭嗣同询问夜访结果时，谭答称：“袁尚未允也，然亦未决辞，欲从缓办也。”两者所述相合。

　　（六）举荐张之洞。《戊戌纪略》记袁世凯初五请训时，曾向光绪皇帝推荐张之洞，说是“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按，袁世凯在七月二十九日从天津奉召到北京时，即有推荐张之洞的打算。当日，钱念劬致电张之洞云：“袁臬明后见，欲请帅入枢。”

　　根据以上6条，可证在若干次要情节上，袁世凯的《戊戌纪略》也没有说谎，其记述基本可靠。

　　袁世凯有无不老实之处呢？当然有。其一，上引《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袁世凯称：“杀荣禄乃一狗耳！”关于此，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所载更为详细具体。不仅有对话，而且有对话时的神态。据该书，当谭嗣同说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时，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之后，必然向康、梁作详细汇报。袁世凯的这一表态必然给了康、梁以深刻印象，所以几年之后，康有为想再次利用袁世凯的时候，曾经给袁写过一封信，内称：

　　中国岌岌危亡，横睇海内，能救者惟公耳。八月三夜之言，仆犹记之，慷慨而许诛尔朱。中间之变，殆出于不得已。盖闻尔朱已先调董、聂之军，无能为役，杀身无益，不若留以有待。此实志士之苦心也。

　　函中所称“尔朱”，当即荣禄；所称“八月三夜之言”，当即“杀荣禄如杀一狗”的慷慨表示。给袁世凯本人写信，自无捏造袁本人言行的可能。

　　衡以上述记载及资料，谭嗣同夜访时，袁世凯曾有过“诛荣禄”的表态（哪怕是虚与委蛇）应无疑义。但是，袁世凯在《戊戌纪略》中，却只字未提。“杀荣禄如杀一狗”云云，在袁世凯看来，既有损他的形象，泄露之后也影响他和荣禄的关系，加以掩饰是必然的。

　　其二，在《纪略》中，袁世凯对自己颇多美化。在维新和守旧的两派斗争中，袁世凯投靠守旧派，主要是出于对双方力量对比和个人利害的考虑，并非如他自己所说是出于所谓“人臣之大义”。这一点，读者极易明白，无须多言。

　　三、相关问题

　　如果我们肯定《戊戌纪略》基本可信，那末，与戊戌政变相关的几个扑朔迷离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一）天津阅兵时的废弑密谋

　　维新派要袁世凯举兵的理由是荣禄与慈禧太后密谋，在九月天津阅兵时废掉甚至杀掉光绪皇帝。八月初六日晨，袁世凯告密时曾将此点告知荣禄，但荣禄坚决否认。据《戊戌纪略》，荣禄听后，脸色陡变，大声呼冤说：“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

　　荣禄内心是否一丁点儿“犯上”的想法都没有，笔者不能妄测，但是，所谓天津阅兵时的废弑密谋则可以否定。其理由：1.光绪皇帝光杆一个，没有实权，要废要弑，在北京即可，不必待到天津阅兵时候，也不必如此大动兵戈，麻烦费事。关于此，前人已经指出：“夫太后、荣相每以为此其时也，可以废立矣，必在宫中调兵入卫，决不及出京到天津，行此大举动也。况今日京师之臣民，不知有是非久矣，苟行废立，尚有敢谓其不然者乎？不待兵力以压制之耳！”2.决定在天津阅兵，时在七月初八日，那时，光绪皇帝还没有下令精简机构，也还没有斥革怀塔布等礼部六大臣，和慈禧太后、荣禄的矛盾尚未尖锐化，慈禧太后还不会下如此决心。3.后来，慈禧太后真正发动政变了，其过程十分简单，车驾从颐和园还宫即可，对光绪皇帝，也仅止于剥夺实权，软禁于中南海瀛台，并没有取消其皇帝的名分，她在七月时怎么可能就有废弑之想呢？4.即使有废弑之想，事属极密，康有为等何从得知？对此，维新派从无说明。因此，可以肯定，所谓废弑之说乃是康有为等人的一种虚构。在《自编年谱》中，康有为称：“先是虑九月天津阅兵即行废立”，这个“虑”字用得还比较老实，它说明，“废立”云云，只是康有为们的一种“忧虑”，并非确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