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4)

　　按，伊藤博文于当年七月二十三日来华后，即陆续有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及中国官员提议任用他为顾问或“客卿”，光绪皇帝且决定于八月初五日接见他。慈禧太后本来就对变法不满，在她看来，如果光绪皇帝任用伊藤，得到洋人的帮助，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她才于初四日晚匆忙还宫，并于初五日中午光绪接见伊藤时坐在帘后监听。关于此，张荫桓回忆说：

　　伊藤觐见，又系我带领。时太后在帘内，到班时，我向伊藤拉手，乃外国礼而太后不知。上殿时挽伊之袖，对答词毕，又挽伊袖令出，就赐坐，太后皆见之。

　　张荫桓把他获罪的根源归结为慈禧太后看见他和伊藤握手、挽袖，未免过于简单，但是，这则材料说明了慈禧太后匆匆还宫“训政”，除了她对维新运动不满外，还在于害怕光绪和洋人结合。

　　还有一条材料可以说明杨崇伊奏章的作用，这就是，慈禧“训政”后，除了首先下令逮捕他奏章中攻击的康有为弟兄外，接着，又于八月初十日下令访拿或密拿文廷式和孙文，于十四日下令拿办梁启超，这三人，都是杨崇伊奏章中的参劾对象。

　　慈禧太后政变和杨崇伊奏章之间的关系，前人早已指出。例如，长期在光绪皇帝左右供职的恽毓鼎就认为杨崇伊的奏章导致政变。政变发生后几天，叶昌炽和几位关心此事的友人讨论，“各证所闻，知莘伯发难无疑义”。只是由于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明确指认慈禧政变成于袁世凯之手，因此，人们普遍不采恽、叶二说，结果，愈相信梁启超，许多史实之间就愈加显得矛盾　格，胶葛不解。

　　明确了杨崇伊在促成慈禧太后政变的前期作用，那末，后期的问题就很清楚了。

　　八月初六晨，袁世凯向荣禄详细报告了谭嗣同夜访的全部情节。当晚，杨崇伊到天津向荣禄报告慈禧太后政变消息，荣禄特意召来袁世凯。初七日，杨崇伊返京，自然，他会带走袁世凯告密的全部信息。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云：“（荣禄）遣人变服赍蜡书，驰告奕匡力，奕匡力言于太后。”“变服赍蜡书”云云，情节未必如此，但是，他指出荣禄“遣人”入京告变应该是可信的。

　　《戊戌政变记》、《慈禧传信录》等书载，荣禄在袁世凯告密后，迅即亲身入京，向慈禧太后告变。这不过是梁启超等人的猜测之谈。《戊戌纪略》载，荣禄于八月十日（9月25日）奉召入京，这才是可信的。

　　慈禧太后从奕匡力那里得知谭嗣同夜访情节应为八月初七日下午以后，因此，八月初八日凌晨，慈禧太后立即密令逮捕谭嗣同等人。八月十三日，清政府处斩谭嗣同等人的“上谕”指责康有为等“首倡邪说”，“构煽阴谋”，其主要内容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这就是袁世凯告密后增补的罪状了。

　　（四）光绪皇帝的知情程度与赐袁世凯密谕问题

　　八月初五日，袁世凯向光绪皇帝请训。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称：光绪皇帝曾赐以“朱笔密谕”，英人濮兰德的《慈禧外纪》称：光绪在乾清宫密室召见袁世凯，“告袁以所定机密之谋”，“付以小箭一支，为执行帝谕之据，又付以上谕一道”。其他如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等书，都有赐袁世凯“手诏”或“密谕”的记载。其中最有权威的当推张一　的《古红梅阁笔记》，该书在叙述谭嗣同“谋围颐和园”的有关情节后记载云：“次日召见，德宗示以所命。”张并加注说明，他的有关记载“皆袁所亲告人者”。张是袁世凯的幕客，1909年袁世凯被清政府赶回老家前夕，他曾向袁面询颠末，袁第二天即将《戊戌纪略》交付给他。因此，张说似乎不容置疑。但是，此说却与《戊戌纪略》所述相反。

　　据《戊戌纪略》，初五日，袁世凯向光绪皇帝请训时，只有袁世凯一人独白，在他劝光绪皇帝“忍耐待时，步步经理”，任用老成持重的张之洞出面赞襄变法后，皇帝虽然“动容”，但是，“无答谕”，什么话也没有说，当然什么密诏也没有给。两者孰为信史呢？

　　查毕永年《诡谋直纪》，八月初二日，梁启超曾说：“（康）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俟往围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又上引《戊戌纪略》载，谭嗣同夜访时，曾向袁出示一份拟好的奏章，其中谈到“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谭并对袁说：“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可见，谭嗣同要在和袁世凯说定后才入宫死谏，袁世凯既未同意，谭嗣同自无深夜入宫面奏的必要，光绪皇帝因而也不可能知情。初四晚，慈禧太后还宫，第二天，即对光绪皇帝采取了严密的监视措施，袁世凯请训时，即有某侍卫大臣窃听。自然，光绪皇帝不可能对袁世凯有什么指示，也不可能以密诏相付；如果有，他的命运肯定要比软禁瀛台糟糕得多。

　　以上阐释了与《戊戌纪略》相关的四个问题。多年来，史家们为这些问题争论不休，伤透了脑筋；现在是否到了廓清迷雾、还其本相的时候了呢？

　　维新运动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无疑站在领导时代潮流的进步方面，但是，康有为、梁启超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也说过假话，制作过一些假的或半真半假的资料。关于这一方面，史家已多有论证。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凡进步人物说的话都可信；凡反面人物说的话都不可信。实际上，历史是极为复杂的。一切史料都必须经过考证和检验，否则，我们就可能被虚假的东西牵着走。在戊戌政变史的研究和阐述上，我们被康、梁牵着鼻子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

　　（作者杨天石，193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