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3)
辛亥革命网 2014-09-26 10:49 来源：历史研究 作者：马敏 查看：
与单指性绅商含义相近、同时在晚清文献中使用频率很高的另一个名词是“职商”。
晚清商会档案中，“职商”的称谓极其普遍。如天津职商纪巨汾的禀文：“具禀麟记烟卷有限公司县丞职衔纪巨汾禀为阻扰销路，恳请移行出示保护事：窃职商创设公司制造纸烟，已由贵会详请农工商部注册立案各在案……”纪巨汾之自称职商，乃是因为他捐有“县丞”的职衔（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1169页。）。天津商会档案中一份“职商姓名清册”中所开列的所谓职商，均系有各种功名、职衔的商人，大至“候选通判”、“中书科中书”，小至“从九品”、“监生”等（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261页。）。
在通行的公文程式中，民商与职商往往使用不同的称谓。民商呈文之例：《徐梅安等为开设公司禀苏商总会文》称“具禀。商民徐梅安、刘焘、张熊占、吴裕喜等，籍贯年岁载明信约，为谨陈特别力图改良，以遵宪章，以为生理事……”（注：《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1辑，308页。）职商呈文之例：姚文佺组织华通公司的禀文谓“职商候选训导姚文佺、县丞许孝先具禀，为贩运土货出洋，呈请立案保护由……”（注：《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1辑，323页。）除上引各种自称性的“职商”外，也可从商部等的各项公文批件中，发现大量他称性的“职商”称谓，如“批职商李宏富禀”、“批职商孙钟伟注册呈”，等等。这类批文往往与批普通民商的称谓有所区别。
因此，在单指性意义上，“职商”是“绅商”的更为正式的称呼，二者的内涵是非常接近的，或者说基本上是可以互换的。在文献中也可以发现一些互换使用的实例。如《商务官报》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五日所刊《批吉林绅商杨先黻等呈》：“据呈已悉该商等拟立公司开办该省森林实业，思保利权，本部堂查阅周康寿等呈，称愿与该职商会商办理……该职商等拟办吉黑两省实业保利权，其志洵属可嘉。”其批文标题中的“绅商”即批文中两次出现的“职商”，显存互换关系。又如，天津商会档案中的一份官方文书中，“绅商”与“职商”的称谓曾反复交替出现：“……此外，虽无著名通商巨埠，而各府州县中似有尚须设立商会处所，其所以不设者，谅因各该绅商未能尽知分年筹备之详……敝县遵即出示晓谕使众周知，一面谕各绅商劝办设立商务分会去后（原文如此），嗣据独流镇职商王桂荣、李钟秀、王炬荧、刘恩铭、夏如春、张恩多、刘逢源、贾祥荣联名禀称……据此，敝县当以该绅商等拟在独流镇议设商务分会，足见热心公益，殊堪嘉许”（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259-260页。）。
这种用词上的混称，说明文件起草人未必将“绅商”与“职商”二词区分得那么清楚，反过来也说明它们涵义上的确非常接近。但为何在正式文件上，彼时之人又多用“职商”而少用“绅商”来指称有职衔功名的商人（注：经查阅《商务官报》第1册共29期中有关商部对呈报公司和其他事项的批文，发现：以“该商”或“该商等”称呼的共73例；以“该职商”、“该职商等”相称呼的共67例；用“该职商”和“该商”混合称呼的11例；用“该绅商”、“该绅商等”相称呼的仅2例。）？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在正式行文上，人们更习惯于用“职”字代表与官方的认同，如“职道”、“职会”（如商会）、“职员”等都是很普遍的用法。职商一词的大量使用，正是单指性绅商一词在正式公文中比较少见的直接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绅商一词涵括性太大，既可分指绅与商，又可单指绅与商的结合体，意义不如职商明确、固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用语的习惯问题。身处巨大的社会变动之中，当时的人们还需要更长时间来适应单指性的绅商词汇用法，这也是一个新词逐渐形成到被人们广泛接受的自然发展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不大赞同谢放教授论文中某些具体判断和结论，但对他“不疑处有疑”，结合当时“语境”细解史料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却颇为敬佩。我深以为，只有在丝丝入扣、感同身受地细解史料的过程中，才能重建历史的细节，直探历史的真相。陈寅恪先生论史曾云，解释古书的谨严方法，在“仍用习见之义”，“并须旁采史实人情，以为参证”。此论对理解“绅商”词义及内涵，极具提示意义。换言之，我们在解读“绅商”一词时，首先必须尊重其在文本中的原意，即“习见之义”，但同时又须通过“旁采史实人情”，达于历史的“真了解”，读出其弦外之音乃至歧义，从而把握其丰富的内涵和外延。诚如谢放教授所说：“需对‘绅商’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与文化心理感受做更深入的研究，才能更多地接受到从‘绅商’一词使用与变化中所传输出来的历史信息，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到‘绅商’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所透露出来的某些微妙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