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2)
辛亥革命网 2014-09-26 10:49 来源：历史研究 作者：马敏 查看：
另两条单指性实例，一是《时报》1905年8月15日的一则报道谓：“（安徽）青阳县绅商某，赴省具禀抚辕，称有矿师在该县乌株岭探得矿座甚旺……”（注：这条材料谢放论文注释里也有引用。）；一是《全浙公报》1909年7月6日有一则告白《旁观者代报不平》，该告白作者落款即为“绅商吕国庆谨启”（注：这条材料承蒙浙江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在职博士生冯筱才先生提供，甚为感谢。）。这两条可以说是确切无疑地将“绅商”之名直接冠于一人身上的铁证，尤其后一条资料系自称“绅商”，证明单指性的绅商“混合词”是的确存在的。
进而言之，如果仔细推敲的话，谢放教授文中对某些较为明显的“单指性”绅商例证的质疑，其实是可以冰释的。
例一，天津商会档案《天津府凌守复陈商务公所情形禀并批》：“并委绅商宁世福、么联元、卞煜光、王贤宾等为公所董事”（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2页。）。谢放教授认为，这条材料中“绅商”之后有一“等”字，因此，有可能是绅与商的合称，即已列出的四人为“绅”，而未列出的可能还有“商”。
但事实上，宁、么、卞、王四人之所以被委任为商务公所董事，正因为他们是绅化的商人，身份特殊，亦绅亦商。其中，宁世福为新泰兴洋行买办、三品衔候选知府，么联元为银钱业巨东、分省补用知县，卞煜光为富商、光禄寺署正，王贤宾为盐业巨东、河南试用知府。因商务公所的成立，主要是以“商”代“官”，补前此成立的“商务局”官办之弊，故可推之行文者是将此四人作为亦绅亦商的“绅商”来看待的（或可以说连他自己也分不清楚他们究竟是绅还是商，统称为“绅商”最恰当）。尽管四人之后冠一“等”字，但官方所“委”为董事者，仅此四人而已（注：天津商会档案中有一条资料可证当时被委派为天津商务公所董事的绅商仅宁、么、卞、王四人，“窃客岁四月间蒙恩创设商务公所，经商等公举三品衔候选知府宁绅世福、河南试用知府王绅贤宾、分省补用知县么绅联元、光禄寺署正卞绅煜光总理其事。”（《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30-31页），其他董事的产生办法，系根据所附的“商务公所暂行章程”，“各行商业大者公举董事二人，小者一人”（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2-3页。）。至于商界称宁世福等人为“绅”，或宁等人自称为“绅”，那只是当时的风气使然而已（当然也有一定的规律，详后）。
例二，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苏商总会为入会并捐助会费事知会典当公所文稿》：“查典当为各业称首，当商皆殷实富绅，尤为各商观听所系，自宜格外出力，以资公益。本总会成立时各典业绅商咸来集议，是以举议董会员各典绅商早经列名造册呈部。”谢放教授承认，从这条材料看，一身兼“当商”与“殷实富绅”者，即是下文所说的“绅商”，这里的“绅商”似是一混合词。但他的疑问是文稿中紧接着又将“绅商”分称为“商董”和“绅董”：“乃至数月以来，所议捐助会费尚未开单到会，应付冬季会款并未清交，致各业商董啧有烦言。是否典业各商或有意见不符，未能一律入会，不妨各从所愿，先将愿入会各典开列捐数到会登册收款，俾免各业商董訾议，庶以全体面而资公用。为此，合即知会贵公所绅董，请烦查照办理。须知会者。右照会典当公所绅董。”（注：《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43页。）
其实，这并不奇怪。称公所首领为“绅董”，是当时的习惯，因公所首领既是商人，一般又有职衔或功名，具有“绅”的地位。各业称“商董”，则因“各业”商人甚杂，不清楚是否都有职衔或功名，故从习惯仍称“商董”，并不因此而否定上面“殷实富绅”的“当商”即为下面所说的“绅商”。
例三，《商务官报》（合订本）第2册第9期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五日《批绅商杨荫棠禀》。谢放教授指出，此处将绅商直接系于杨一人身上，单指性明显。但批文中却三处称杨为“该商”而不称“该绅商”则是一疑点，“前据该商禀称创立林业公司……该商所种各树计有一万余株……该商讲求林业创立公司，办理诚堪嘉尚”。
这仍是一个称谓习惯问题。当时“该绅商”的说法并不普遍，习惯上对绅商中职衔、功名较高者或社会影响较大者称“该绅”（如前面对天津宁世福、王贤宾等的称呼即可做此理解）；对职衔、功名较低，主要以经商为业的商人则仍称“该商”。这也反映出称呼者对被称呼者身份、地位的一种价值判断。
虽然在统计意义上，这类将“绅商”直接系于一人头上的事例所占比例不大，但既然已有此类用法，说明绅与商结合的程度已是相当之高了，以至人们无意间会不自觉地冒出这种不太常见的称呼。这是一个新词语在刚流行时常有的情形，不足为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