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来黄兴研究述评(3)
辛亥革命网 2014-10-08 15:48 来源：湖南社会科学 作者：萧致治 查看：
三、如何评价黄兴与“二次革命”
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袁世凯的反革命面貌大白于世。如何对付已经窃夺大权的袁世凯，成为当时人们关注的焦点。当时革命党人内部议论纷纷：有的主张以暗杀对暗杀，有的主张诉诸法律，有的提出武力讨伐，还有的倾向多管齐下，并行不悖。一时未能形成统一意见，本属正常现象。但若干年后，逐渐形成颇具影响的观点，即：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黄兴坚持法律解决，以致时机坐失，导致二次革命失败。这种观点，在一段时期内几乎成为定论。关于孙中山是否一开始就主张武力讨袁，俞辛焞根据日本的档案资料作了细致考证，有力地表明宋案后孙中山的反袁策略，经历了6次转变，并非一贯主张武力讨袁。（注：俞辛焞：《二次革命时期孙中山的反袁策略与日本关系》，《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石彦陶也曾著文，论证了宋案后孙中山并非一贯主张武力讨袁。因此，形成传统的孙中山一贯主张武力讨袁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同样，宋案后黄兴在反袁策略上也作过多种考虑，并非一贯坚持法律解决。首先是鉴于袁世凯刺杀宋教仁，用的乃暗杀手段，因此主张以暗杀对暗杀，“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注：黄兴：《复孙中山书》（1914年6月2日），《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57～358页。）其次，曾就武力讨袁，与孙中山分电湖南、广东都督征求意见，并派遣李书城、李根源、张孝准、石陶钧赴南京发动第八师准备出兵讨袁，还派谭心休赴滇，约蔡锷同时起兵，派田桐赴湖北部署讨袁军事。但得到的回复都是不同意立劾兴师讨袁，表明黄兴对武力讨袁是作过多种努力的；第三，孙中山冀图联日倒袁，黄兴也曾与日本军部及财界联系，争取日本军界的支持，希望日本财界给讨袁提供贷款。还准备亲自赴日，与军部、财界接洽，力争得到日方支持；第四，通过国会弹劾，罢免袁世凯，选举黎元洪当总统。由于当时国会即将正式召开，黄兴和孙中山都主张，国会正式开幕，第一项即弹劾袁世凯，将其罢免，选举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最后是诉诸法律解决。他认为中国已是民主国家，法律并非毫无效力。有的感于在袁氏控制下，“北京法庭陷入行政盘涡之中，正当裁判，无由而得，”（注：上海《民立报》1913年4月30日。）故建议在上海组织特别法庭，票传主谋赵秉钧归案候审。由此可见，法律解决只是黄兴解决宋案的方式之一，声言黄兴纯主法律解决、坚持法律解决等等，都是站不住脚的。
论者或许认为，当时中国是一个法律不健全的国家，袁世凯又掌握着军政大权，想依法律解决，无异痴人说梦。这话不无道理。但也应该看到，公道自在人心。从法理上讲，在民主法制国家，通过法律解决，是一条正确的途径。即使当时法制观念不强，似也应该不断实践，增强人们法制观念。当然，在当时情势下，依靠法律想制服袁世凯是不可能的；但也诚如黄兴所言，“法律并非毫无效力”：一可通过法律审判，将袁的罪行用法律形式肯定下来；二可把袁氏罪状公之于众，使天下人共见共闻，转变国人看法，激起国人的公愤，争取舆论的支持；三是先礼后兵，通过法律无法解决，再诉之武力，有礼有节，正可显示革命党人的公正无私。
至于武力讨伐和法律解决的是非，谭人凤早就认为是“空论”或“迂谈”，主张派遣使节前往湘、粤、滇省，动员宣布独立，然后令各省响应，“同兴问罪之师，以至仁伐至不仁。”（注：谭人凤：《石叟版词叙录》，石芳勤编：《谭人凤集》第41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吴相湘认为，谭人凤的主张，同样是“空论”。因为“粤滇湘三督已再三电孙中山无力出兵，何从来武力以讨贼！”（注：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下册，第1182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版。）这些看法不无道理。说到底，还是一个阶级力量对比问题。当时封建的根基未动，袁世凯又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无论军力、财力以及政治经验，袁氏显然处于优势；革命党人由于此时已经分化，加上内部意见不一，实力明显不是敌手。诚如方志钦曾指出的，“二次革命的失败，是早就注定了的，倒不是黄兴个人的责任。革命派自南京临时政府夭折以来，手中一无政权，二少军队，三无组织（同盟会已瓦解），四无群众，焉得不败。”（注：方志钦：《论孙中山和黄兴的关系》，《辛亥革命史丛书》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34页。）当时的最佳选择，应是认清形势，积极培植自身实力，努力改变力量对比，逐步使自身力量强大到足以制服袁氏，并不断揭露袁氏的阴谋诡计和独裁野心，使之失去一切支持，待时机成熟，推倒袁氏反动统治，将可水到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