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来黄兴研究述评(2)

　　二、如何评价民国元年南北议和

　　民国元年南北议和，是辛亥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中华民国得以成立，民主共和制在中国得以取代君主专制统治，是南北议和的直接成果。辛亥革命以失败告终，同样也与南北议和密不可分。对于这次南北议和，从革命党人方面来说，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归国前，主要由黄兴主持；孙中山归国特别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主要是由孙中山主持。如何评价南北议和以及黄兴应负何种责任？一种意见认为：“在南北议和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焦点是政权问题，……黄兴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力主和袁世凯妥协。……在南京，孙中山曾经主张继续战斗，依靠全国人心倾向革命的时候，多费一些力气扫除障碍，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黄兴和一些人还是力主和袁世凯妥协。”（注：金冲及等：《论黄兴》，《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第23页。）另一种意见则提出，黄兴“没有识破袁世凯以窃夺全国政权为目的的和谈阴谋，满足于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和成立‘民国’的口头许诺，与之达成妥协，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但“孙中山和黄兴在对袁世凯妥协的问题上并无根本分歧，只不过因所处的境况不同而稍有差异。”（注：方志钦：《论孙中山和黄兴的关系》，《辛亥革命史丛书》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29～30页。）3期，第25页。）如何评价南北议和与对袁妥协，笔者认为有几个问题必须弄清。

　　首先，对“妥协”要根据实际予以区别，不宜一概否定。笔者在《黄兴评传》中即指出，妥协有两种：“有无原则的妥协，也有不放弃原则的妥协。一味妥协求和，不讲原则，甚至于牺牲根本利益去谋求妥协。这类妥协，当然是必须反对的。但是，为了保存革命的根本利益，不得不牺牲局部利益，暂时对敌人进行妥协。这种妥协则是允许的。因为这不是无原则妥协，而是有原则的妥协。”（注：萧致治：《黄兴评传》第224～22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还举了俄国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德奥集团妥协，与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达成妥协，联合抗日为证。说明这类妥协是必要的，不宜否定。

　　民国元年的南北议和与对袁妥协，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妥协呢？衡情论理，应该是一种有原则的妥协，不是无原则的投降。因为在南北议和时，黄兴等人始终坚持民主共和原则，“非共和政体不可”。（注：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愿将大总统位置让与袁世凯，同样始终是以袁能否接受共和原则为转移。只有袁接受共和原则，才举他为大总统，否则就要坚决打倒他。黄兴等人明知袁氏有野心，为什么还是竭力争取他反正？实在是形势所逼。黄兴本想领军北伐，直捣黄龙，一举把清朝反动势力消灭。无奈当时革命力量有限，无论军力与财力都不可能一举把反动势力消灭。何况，袁世凯与清廷还有深刻矛盾。如能争取他反正，清朝专制统治就可推翻，民主共和制就可顺利建成。否则胜负是很难预测的，弄得不好，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丧失。诚如当时黄兴私下对人说的，“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象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奉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如果不然，他会是我们的敌人，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注：李书城：《辛亥革命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00页，中华书局1961年。）类似的话孙中山也说过。他说：“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州，则贤于用兵十万”。（注：孙中山：《与胡汉民廖仲凯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9页。）有鉴于此，革命党人既无力单独使革命取得最后胜利，那么，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包括江浙立宪派以至袁世凯，组成最广泛的反清统一阵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清室势力，就是一种当时切实可行的战略。正是革命党人采取了这种方略，才使清朝统治得以推翻，民主共和得以实现。否则，后果如何，是很难逆料的。也正如孙中山后来说过的：“局外人不察，多怪弟之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之假共和，犹未可得也。”（注：孙中山：《致邓泽如函》二件，《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26页，中华书局，1984年。）

　　应该说，当时通过南北议和与对袁世凯妥协，结束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家，不失为一种较佳选择。革命党人的错误不在于应不应该南北议和，而在于争取袁世凯的同时，没有努力扩充实力，把维护共和放在不断扩充自身的实力上，而是错误地以为，只要袁世凯口头宣誓效忠共和，就万事大吉。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最后要澄清的是：对袁妥协问题，孙黄之间是否存在分歧？孙中山是否反对南北议和与对袁妥协。关于南北议和，孙中山在回国前就曾表示过，“以和平手段促中国进步，实为吾党本愿。”（注：孙中山：《与巴黎〈巴黎日报〉记者的谈话》（1911年11月21-23日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2页。）表明孙中山自始就不反对和谈。后来回国当了大总统的第二天，就电告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请每日将议和事详细电知。”（注：孙中山：《致伍廷芳电》（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6页。）以后，南北议和中通过协商所达成的各项协议，都是孙中山亲自审定的。由此可见，断言孙中山反对议和，反对与袁妥协，主张用武力解决是不符事实真相的。用武力解决的愿望，不但孙中山有，黄兴同样有。但没有实力，愿望无法实现，最后不得不走现实的道路。有些人常以“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一语为依据，来说明孙中山反对和议。其实，这句话是孙中山在六七年后写的回忆录《有志竟成》中说的，不足为据。核查当时刊诸报端的记载，孙中山说的是：“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注：孙中山：《与上海〈大陆报〉主笔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3页。）并没有后来说的那两句话。因此，在南北议和与袁妥协上，在孙中山与黄兴之间强行划线，声言孙坚持革命，黄兴主张妥协，是缺乏历史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