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三题(3)

　　等到武昌全城底定、湖北军政府准备成立、需要推举都督时，吴兆麟显然也不足以号召了。那时，革命党人在认识上是比较幼稚的，所要推翻的只是那个清朝政府，把它推倒了，只要表示赞成共和的汉人似乎都是一家人了。于是，在他们看来，“旧日官僚、政客、进士、举人都富有经验学问，而自觉能力薄弱，资望不够，盲目赞同。参加咨议局会议桌上之官僚政客，其声价反比多年革命老同志为高。”由于建立的是军政府，他们认为：“中国人心理重视偶像，军人尤其重视军阶地位，倘不以一有名望的人出来号召，则不易成功。”《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72页。》正是利用革命党人心理上的这种弱点，黎元洪就容易地被推举为湖北都督了。

　　其他各种机构的人选，大多也是在会议上临时推定，“一以学识名望为选任之标准。盖当日用人行政，元洪尚少主张，亦无实权，在当日同志，但期事功之必成，初无名利之企图。大率重要职任多出于会议之选举或推举之。实具民主之雏形。惟须经都督与重要人员之推荐，或同志之介绍，尚无任何畛域之见、故当时不属于革命党籍，或自外志愿来投而高居位者，不一其人。”《胡祖舜：《六十谈往》，《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81页。》这样做，好处是能多团结各方面的力量。问题是革命党人并没有能力保证自己在新政权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更没有能力教育和改造那些原来属于旧营垒的人，以至避免那些心怀异志的旧势力混入新政权内，逐步窃取革命的果实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三、湖北军政府成立后，权力是否立刻落入黎元洪、汤化龙的手里？

　　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仅仅有革命的军队和起义的胜利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起革命的政权，把革命的变革继续推向前进。这样，革命的成果才能巩固下来。

　　武昌首义时的革命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起义第二天，他们就把黎元洪推为湖北都督，任湖北立宪派领袖、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为总参议。他们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提高黎元洪的威信。特别重要的是：10月15日居正把汤化龙、黄中恺起草的《武昌军政府组织条例》提交都督府中革命党人讨论。他把这个条例说成是“同盟会本部所拟者，免各同志怀疑”《居正：《辛亥札记》，《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154页。》，向大家说：“孙先生在海外研究革命多年，诚恐一旦起事无所循依，故预定条例。今闻武昌同志起义，特遣某赍此稿回，俾众遵守。”《逸民（黄中恺）：《辛壬闻见录》，《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辑录》，第10页》这样一说，《条例》便顺利地通过了。它规定：都督是唯一的领导人，军事和民事都由都督统辖。黎元洪随即委汤化龙为政事部长，所属各局负责人都是同革命党毫无关系的立宪派人。孙武自任军务部长，迁出都督府，另觅房屋组织机关。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革命初期由革命党人主持一切的局面结束了，黎元洪不再只是一个被软禁的傀儡。湖北的军政权力从此开始向黎元洪手中转移。

　　当然，这在当时还只是一个开始，不能作过高的估计，不能认为这一下权力都已落入黎元洪、汤化龙等人手里。武昌起义后，原来的旧军队和旧政权都已土崩瓦解，一切都是重新组织起来的。各级军官和官吏大多由起自下层的革命党人充任。他们中许多人在革命胜利后很有点洋洋得意、不可一世，彼此间常常互不相让，对黎元洪这个被扶上马的都督不那样事事听从，至于对汤化龙等就更不消说了。他们在军政府中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一股力量并不是那样容易受人任意左右的。

　　汤化龙原来把极大希望寄托在通过《条例》这件事上。当《条例》正式颁布、由他担任政事部长并指定原立宪派人担任各局局长后，满以为大权从此在握。但事实却完全不是象他所想象的那样。由于他野心太大、过于揽权，革命党人对他的不满越来越表面化了。有的人更加直接了当地向刘公提出来：“同志们都在军事方面工作，对于政治方面完全由汤化龙一手包办的；政事部内所设各局概是老官僚和立宪派，不能与军务部取得联系，将来难免不为他们所卖，值得注意。”《朱峙山藏札：周鹏程的信，《湖北文史资料》第四辑，第173页。》这个问题确实引起了革命党人的重视。他们先给政事部和各局增派了一些副职，既起监视作用，又准备将来接手。10月25日，他们又召开会议，索性决定撤销政事部，将所属各局改为内务、理财、外交、司法、编制、交通等部，只给汤化龙保留一个有名无实的编制部长的闲差，弄得他十分没趣。到汉阳失守时，汤化龙就悄然不告而别，前往南京另谋活动。他在湖北军政府中并没有掌握到多少实际权力。

　　政事部被撤销后，新设各部的部长大多由革命党人担任。“自军政府成立后一月，湖北政治重心，在内务、理财两部。”《朱峙山：《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三辑，第150页》而内务部部长杨时杰、理财部部长李作栋，都是原共进会的核心人物。

　　整个军政府的重心仍在军务部。军务部长孙武，副部长蔡绍忠、张振武。大权全在孙武、张振武两人手中，他们都是共进会的。蔡绍忠不是革命党人，原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毕业生，在湖北督练公所担任过主管军械的兵备处课员，在军务部中没有什么实权，不久就辞职而去。孙武在湖北革命的准备时期，勇敢泼辣，不屈不挠，背负责任，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革命胜利后暴露出来的弱点也是严重的：亟谋私利，力排异己，傲慢跋扈，缺乏学养。他一面挟黎元洪以自重，一面又恃功而骄，对黎元洪也很无礼。张振武更不把黎元洪放在眼下。

　　可见，就是在《武昌军政府条例》颁布后相当一段时间，军政府的实际大权主要还操在原共进会核心人物孙武、张振武、杨时杰、李作栋等人手中。如果不是孙武有意挟黎元洪以自重，黎元洪虽居都督之名，仍难号令一切。但黎元洪毕竟是一个有心计的人。他不像汤化龙那样操之过急，而是不动声色地逐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实权，在各方面安插私人，利用革命党人内部的矛盾，拉这个打那个，再拉另一个打这个，把他们逐步排除出去，自己独收渔翁之利。而他真正掌握住湖北的全部军政大权，还是在孙武被逐、特别是湖北新军被大批遣散以后。那已是民国元年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