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三题
辛亥革命网 2011-06-09 00:00 来源：湖北社会科学 作者：金冲及 查看：
一、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关系
武昌首义的发动者是文学社和共进会。
这两个团体，从根本上说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以推翻清朝政府、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作为自己的目标；都在湖北新军中进行比较深入的宣传和组织工作；都受到同盟会的深刻影响，共进会的领导成员原来几乎都是同盟会的会员，文学社的主要领导人蒋翊武、刘复基也曾参加过同盟会《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10、11页。》。它们的成员有一部分是交叉的，既是文学社社员，又是共进会会员，如蔡济民等便是。
但它们也有明显的不同特点：
第一，文学社在湖北新军中活动的历史很久。它的前身是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从1908年起便相继在新军中默默地坚持秘密的革命活动。它的活动重点始终在新军中。共进会本部是在日本东京成立的。1909年，孙武回国开始在湖北活动。他们最初在学堂、会党和新军中都发展力量，重点是想依靠会党起义。后来从挫折中接受教训，把重点转移到新军方面。
第二，文学社的领导成员大多是贫苦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军士兵。共进会的领导成员大多是归国的留日学生。这种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历，使他们之间难免存在一些隔阂，在酝酿合作时就明显地表现出来。
第三，这两个组织的成员虽然都几乎遍及湖北新军各部，但在军队中的主要据点各有侧重。从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到文学社初期，都是以第四十一标为活动基地的，接着发展到第四十二标，这两个标都属于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共进会把活动重点转向新军后，得到同盟会资助，由邓玉麟在黄土坡开设同兴酒楼，作为联络新军的场所。黄土坡位于炮兵第八标和工程第八营驻地之间，“为军队出入必经之小街”，新军士兵过饮时“酒酣耳热之际，邓君微示其意，咸慷慨激昂”，“由此加盟者日多”《居正：《辛亥札记》，《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114页。》。因此，共进会的力量在工程第八营和炮兵第八标中最强，它们都属于陆军第八镇。
第四，文学社长期埋头在湖北新军内部工作，对外联系很少。“因为文学社鉴于日知会失败，由学界无赖分子贪赏告密所致，所以他们的组织专争取同伍之人，埋头苦干，意欲将新军中除满人与官兵外，全体运动成熟，一举而拔赵易汉，所谓‘抬营主义’，是不欢喜与外界周旋的。”《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9页。》尽管它受同盟会很大影响，却没有和同盟会本部发生什么联系。它的经费，沿袭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的传统，靠社员每月捐献本人薪饷的十分之一，自然不会宽裕。共进会本部在日本成立，它的领导成员原来大多是同盟会会员，所以和同盟会关系密切。1911年2月，黄兴策划广州“三·二九”起义时，写信给共进会的居正：“望兄在武汉主持，结合新军，速起响应。”《黄兴：《致居正书》，《黄兴集》第34页。》同月，谭人凤奉黄兴之命到武汉，给了居正、孙武活动经费800元。《谭人凤：《石叟牌词》，《谭人凤集》等364页。》刘公也资助了共进会活动经费5000元。在这方面，它比文学社的条件要有利些。
它们之间还有些其他不同，如文学社重要人物很多是湖南人，如蒋翊武、刘复基、杨王鹏、章裕昆、何海鸣等；共进会的重要人物几乎都是湖北人。由于两湖关系密切，这种差别不算特别重要。
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存在的差别，有正面的效应，也有负面的效应。从积极方面说，正好起互补的作用；从消极方面说，又难免存在一些隔阂和磨擦，使湖北的革命力量难以完全精诚团结地统一行动。
在双方联合过程中，这种相互的不信任感就曾明显地表现出来。由于彼此的革命目标是相同的，武装起义的行动又迫在眉睫，在刘复基、邓玉麟等推动下，终于实现了联合。但由谁来担任总的领导人仍难确定。最后只能推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专管军事；孙武为军政部长，专管军事行政；刘公为总理，专管民政。“关于全体重大事件，由三人集合大家共同商决处理”，“这样划分，职权极不明确，究竟谁指挥谁，也未加以规定。不过当时只有这样划分，才能使三人的矛盾暂时得到统一，事实上三人从此形成了各不相下的恶劣局面。所以武昌首义成功以后，三人明争暗斗，矛盾逐渐发展，才被立宪党人钻了空子，为黎元洪造了机会。”《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