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三题(2)
辛亥革命网 2011-06-09 00:00 来源：湖北社会科学 作者：金冲及 查看：
武昌起义爆发后，文学社和共进会这两个组织都无形消失，但原有的历史联系依然存在，引发了一系列的新的矛盾汉口和汉阳新军中的革命力量原来几乎全是文学社的，还设有文学社阳夏支部。汉口光复后设立军政分府，以文学社重要人物詹大悲任主任。湖北军政府一些人“恐其权过重，功过高，有尾大不掉之虞。乃决意取消军政分府，改为支部长，专管政事，另委张景良为临时总指挥，来汉布置一切。惟大悲不悉内容，尚力请兼理军事，殊为可怜。”《胡石庵：《湖北革命闻见记》，《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42、43页。》这类事自然增加了双方间的不睦。汉阳兵工厂的军械，汉口军政“分府要多少就给多少，对于武昌军政府则不完全供应。”《卢智泉、温楚珩：《记詹大悲办大江报和汉口军政分府》，《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51页。》以后，清军南下，先后攻陷汉口和汉阳，使文学社的力量又受到重大打击。原来驻守汉阳的宋锡全部，在清军进攻面前，突然做出率部退往湖南的错误行动。这次撤退，是同原文学社副社长工宪章、阳夏支部支部长胡玉珍商量过的，可能也反映了它们之间的这种矛盾。
以后，已担任湖北都督的黎元洪就利用原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的这种矛盾，施展纵横捭阖的手段，扩展自己的势力。他利用孙武逐走蒋翊武，刺杀原文学社在武昌掌握一定兵权的张廷辅，又利用原共进会内部的黄中芗逐走孙武，把湖北军政府权力集中到他手里。
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首义中都立下巨大的历史功勋。在两个组织中都有一些人在革命中表现得很好，也都有一些人有过这样那样的过失。但由于湖北军政府的实权最初掌握在孙武等原共进会核心人物手中，而孙武的毛病确实比较大，所以，以后湖北革命果实被黎元洪篡窃而去，他们的责任要更大一些。
二、黎元洪为什么被推为湖北都督
武昌首义取得成功后，却推出一个同革命素无关系的原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来当湖北都督。这里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偶然性表现在：起义前，他们曾派人到上海邀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湖北领导起义，他们却迟迟其行，未能赶到。起义上一天，孙武因被炸药烧伤而送入医院，刘公为此而离开武汉，蒋翊武又因总机关突遭破获而避往外地，革命党人正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但就在这以前半年，文学社和共进会开各标营代表大会时已酝酿过推黎元洪为临时都督的事。当时说到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革命党人均系士兵或正副目，下级官不多，中级无人，……不够号召天下，诚恐清廷加以叛兵或土匪罪名，各省不明真相，响应困难”；另一条是：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几位领导人地位差不多，如果从中推荐一人，难以使其他人心服，不如另推一人，“以免将来发生裂痕也”。《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87页。》这次会虽不算正式作出决定，但说明以后推黎为都督确不是偶然的。
如果看看起义中的情况，事情就更清楚了。
武昌首义是由工程八营总代表熊秉坤首先发动的。但在他们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后，新的问题却产生了：军营中秩序渐趋混乱，指挥难以统一，使熊秉坤极感困难。中国的军队本来靠封建式的森严的等级制来维系。这种旧的指挥体制一旦瓦解，又无法立刻建立起足以替代它的新的体制，于是，出身于小生产者的士兵中的无政府状态立刻泛滥起来。熊秉坤后来回忆说：“盖军中生活，士兵以官长为依附。此时既无官长，士兵不免放纵，秩序渐见凌乱，较之发难时之指挥如意，已截然不同，盖士兵临时加入者居大多数也。士兵在防地上条陈大发议论。如清方窥破此中消息，派兵袭击，其危殆可胜言哉！”《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38页。》熊在军中本是个正目，相当于班长。“中国之处专制压迫之下，社会封建思想固甚深厚，军队尤为典型。熊秉坤虽为一营总代表，而其地位与众无殊，其势指挥不能如意。”《胡祖舜：《六十谈往》，《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75页。》发难时，一呼而起，可以造成巨大的声势。到要正式指挥作战时，别人就不那么愿意听从了。
正好这时，巡哨的士兵在楚望台西南城墙附近搜出工程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队官相当于连长。士兵们立刻喜形于色，要推他为总指挥。熊秉坤找各队代表商议，多数人不赞成，但局势紧急而又别无良法。为了发挥全军的攻击精神，只得随从士兵的意愿，举吴兆麟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处在参赞和监视的地位。吴兆麟早年参加过日知会的活动，同进步人士素有交往。他参加起义军，不仅使军中一时有了重心，把秩序稳定了下来，并且以他的军事学识使起义军的指挥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这在当时是有好处的但他毕竟是个旧军官，对旧势力的妥协性大。由他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并逐步得到党人的信任，就为后来黎元洪得以逐步攫取湖北军政大权创造了重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