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两岸“共识”：发扬入世主义，标举渐(2)
辛亥革命网 2011-07-12 00:00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黄克武 查看：
今天谈辛亥革命，有三个层次的问题要讨论。第一，辛亥革命是什么？第二，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第三，辛亥革命对于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有何意义？这三个问题扣合在一起。
台湾学界主流观点对辛亥革命的看法主要认为：辛亥革命并不像国民党所讲的完全由革命党主导，也不像一些史家所说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辛亥革命是一个长期思想酝酿的过程，同时它的参与者来自不同的阶级，并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参与进来。这个看法主要基于台湾史学界从1960年代开始做的一些研究。
辛亥革命的思想动员：从魏源到梁启超
我把辛亥革命拉长到像法国年鉴学派所说的长时段研究，我想我们至少要从辛亥革命前的八十年——1830年代开始说起。从1830年到1911年，用美国学者Reinhard Bendix的概念来说，辛亥革命是一个长期“思想动员”的结果。如果不是从1830年开始，魏源、林则徐、徐继畲等人大量介绍西方地理、西方历史，并将华盛顿描绘成类似三代时尧舜那样的明君，民主、共和的观念就难以普及。其次，在晚清的十多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谭嗣同的《仁学》与梁启超的《新民说》这三本书更直接激励起人们求新、求变的思想，奠定了辛亥革命思想上最重要的基础。
从这个角度来看辛亥革命的话，过去国民党所说的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这一系谱性的说法就受到了质疑。这个质疑是把辛亥革命当作至少是立宪派和革命党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张朋园先生在1960年代开始写的几本书，首度清理了梁启超等立宪派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当时在台湾引起了相当多的冲击，也受到官方的一些压制。他首先写了《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是因为过去国民党一直将梁启超看成反革命，是反国民党的政治人物。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从蒋介石的日记来看蒋介石对梁启超的认识。从蒋的日记中发现，蒋介石对梁启超的阅读是在1940年代，对日抗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开始的，他突然对梁启超的著作感兴趣，然后有两三年的时间常常阅读梁启超。这就是为何在1942年10月，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梁启超的原因。梁启超死于1929年，已过去十多年了。其实从民初担任进步党党魁开始，梁启超跟国民党就合不来。一直到1940年代之后，因为蒋介石写《中国之命运》、肯定梁任公的想法，梁启超在思想上才跟国民党有比较重要的合流。张朋园先生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首度把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直接、间接的贡献点出来，而且分析了梁启超与辛亥革命之间为什么始合作而终分离的原因，继而分析梁启超采取的路向跟辛亥革命以革命派为中心的革命路向的差距。他的第二本著作《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梳理了辛亥革命前后立宪派的发展。张先生是近代学界第一个比较深入讨论立宪派的学者，梳理各地在辛亥革命起来之后，立宪派发生的种种状况，看他们怎么样从反对革命到支持革命的一些变化。
张朋园的著作让我们可以重新思索两岸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看法。两岸怎么样来看辛亥革命，这不仅是历史的问题，还牵涉到历史跟现实之间的关系。辛亥革命发生在一百年前，它的很多细节我们都已知道。但要怎么样看辛亥革命？牵涉到很多人常说的，历史是过去跟现在的一个对话。
台湾“纪念史学”式微
这大概是我第十次来上海，第一次是1995年。十五年之间，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两岸史学界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大陆史学界慢慢走向历史学科的独立性跟专业性，同时在某种程度摆脱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阶段论”。过去，在大陆学者的作品里，马克思主义的阶段论是最重要的一个框架。近年来，这种论述越来越少。在官方大的论述里自然还存在，但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已经减少了。大致来说，大陆史学界有从史观学派转到史料学派的倾向。这个倾向是一个往复的过程，而不是单线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大陆学界对某些议题的讨论，仍具有相当浓厚的现实关怀。相应而言，在台湾已经看不到类似辛亥革命研讨会这样的纪念史学。这一点在台湾政党轮替以后，表现得特别明显。以前的纪念活动，大都是由国民党党史机构主导。今年辛亥百年，我曾问过邵铭煌主任（编注：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主任），要不要主办活动。他说抱歉，我们没有能力也没钱。对国民党来说具有开创意义的最重要的辛亥革命，国民党已经无力来筹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