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两岸“共识”:发扬入世主义,标举渐(3)

辛亥革命网 2011-07-12 00:00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黄克武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近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先生做客复旦大学历史系,讲演“台湾学界近年来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在他看来,辛亥革

  相对来说,在国内,纪念史学还是史学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向,而在台湾这种类型的史学日渐式微。台湾史学界有其自身关怀的问题,并尽量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以我所在的“中央研究院”的南港学派来说,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发展阶段。第一代以郭廷以为中心,他出身于东南大学,在朱家骅与胡适的信任下,于1955年建立了近代史研究所。这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分不开。这个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的特征,是以东南大学的史学为基础,后来结合了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相关学科。哥伦比亚大学主要是口述历史,而哈佛大学主要是费正清开创的海外中国学这一派。这三种力量结合在一起,为台湾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创了一个新天地。郭廷以的学生,几乎人人都利用福特基金会的钱到国外去搜集档案、攻读学位。他的学生一代以吕实强、张朋园、王尔敏、李国祁、张玉法等人为代表,这也是我的老师一辈。这批人自从1950年代中后期进入“中央研究院”后,就开始研究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等。这足足花了二三十年时间,主要集中在整理史料与撰写专著之上。其中洋务运动这一块做得最好,这是郭廷以先生的学生辈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而这直接导致后来张朋园先生主持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计划,出版了十几种专著。可以说,台湾史学界从郭廷以先生开始,就是在研究辛亥革命的前因后果,这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南港学派最重要的学术基础。

  到了1980年代中期,作为张玉法先生等人的学生辈的我们进入“中央研究院”,研究取向发生了一点转向。台湾史学界比较早就开始跟国外建立学术关系,有不少研究人员到欧美、日本留学,拿到国外的学位,也就跟国外的汉学界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到了第三代的南港学派,已经开始有了更多的国外因素,同时也发生了比较重要的转向。这个转向跟科际整合、文化转向与后现代史学等相关,正因为此,我们开始有医疗、女性、宗教、族群史学研究等,尤其有些人受到福柯的权力理论的影响。以上所述,大概就是南港学派的发展状况。

  台湾对辛亥革命认知的两个主旋律

  在这样一种脉络之中,从政治史的角度研究辛亥革命已经不是学界兴趣所在,这也影响到学界对辛亥革命这一议题的兴趣不那么浓厚。在这样一个近代中国史研究的氛围中,台湾对于辛亥革命的认知有两个主旋律。第一个主旋律是官方的立场,通过教育制度、考试制度长期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要读四书、国父思想,并考三民主义,在台湾的政治意识形态中这三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国民党的教科书里,我们一定要阅读的就是辛亥革命、民国创建,再到北伐成功、抗日、国共内战等一串的历史,也就是英文所说的民族受苦受难的历史记忆。这是在台湾的中学、大学教科书都可以看到的一套论述。台湾关于辛亥革命的主流论述就是檀香山兴中会的建立,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孙中山在同盟会内统合章太炎、黄兴等各种各样的革命派分子,然后结合了光复会、华兴会等浙江、广东的革命力量,前后发动数十次革命终于成功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跟主流论述相搭配的是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教科书中各种革命小故事,大多是出自此书。

  第二个主旋律就是张朋园、张玉法开创的不同于官方论述的辛亥革命论述。张玉法先生的《清季的革命团体》和《清季的立宪团体》是其关于辛亥革命的主要著作,这两本书最近在北京重印。我上次碰见张玉法先生,对他说辛亥百年,是不是应该将这两本早已绝版的书重印,张先生说不用,在台湾已经不太有人对这样的书感兴趣。这两本书,把清末最重要的两支政治力量做了系统的分析,特别是武昌起义之前各种革命团体的复杂关系,都描述得特别清晰。另外的就是张朋园先生的三本书,从《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以及《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等,一直到最近出版的《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这一系列的研究可以说奠定了与台湾官方非常不同的一种声音。

     这种声音的缘起要追溯到1960年代,张先生写《梁启超与清季革命》,这是他的第一本专书,写作缘起是因为接触到傅斯年图书馆里丁文江编辑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晒蓝本,后来台湾世界书局出版这本书时将其中涉及国民党的负面文字都删节掉了。这可以显示梁与国民党之矛盾在1960年代仍然存在。张先生读完这个“晒蓝本”的年谱长编后,就开始对辛亥革命有新的思考,凝聚成了《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同盟会的革命思想,其实是在与《新民丛报》的辩论中逐渐形成的。双方就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题的辩论,让革命党人的革命理论能够得到更完满的建立。所以革命党的革命理论不是汪精卫、胡汉民等凭空建立起来,而是在梁启超的挑战之下逐步形成的。他开始从这个角度来诠释梁启超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书稿完成之后,他就拿给郭廷以先生阅读。郭先生读完后就对张朋园说,你这个书不太适合在近史所出版,实在要出版的话,要改一个名字,改成《梁启超的早年生活》吧!张先生认为这样一改书名,就一点味道也没有了,不太同意。郭先生是个有担当的人,于是就同意出版此书。国民党人自然很难接受这种历史论述,他们认为革命哪有立宪派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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