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两岸“共识”：发扬入世主义，标举渐(4)

　    正是延续这样一种视角，张先生写了《立宪派与辛亥革命》，这其实也在表达张先生对孙中山的一种不满，而这种不满又是跟台湾长期以来过度抬高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将孙中山的思想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主要内容有关。当时在国民党主导下，办了大量的孙中山思想研讨会，如今还在延续。这种长期由政治力量推动的孙中山思想研讨会，让“中央研究院”具有自由思想气质的学者感到不满。他们对官方如此夸张性地宣传孙中山对现代中国独一无二的影响，是不太满意的。张先生对孙中山是抱持一种批判性的态度，而这种批判性，在他系统地阅读了梁启超之后，更是深化了。同盟会在清末面临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来自梁启超，从梁的视角去考察，孙中山的思想有问题。民族革命从清末“驱逐鞑虏”到民初改为“五族共和”，说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一种革命的策略性考虑。这样一种论述，对国民党的国家建构杀伤力很大。当时梁启超就对革命党人说他主张的是一种大民族主义，是在共和的旗帜之下各种民族都有同等的政治参与权利和平等发展的资格。从章太炎到胡汉民、汪精卫等人论述的种族主义，如今从张先生所发掘的梁启超的思想资源来看，确实是存在问题的，是不利于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当然，民权议题，立宪派与革命派终极方向是一致的，只是立宪派认为应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实施君主立宪，然后等时机成熟再进入民主共和，故不宜革命。民生议题方面，立宪派较倾向提高生产。孙中山的民生理论倾向社会主义，要实施土地国有，要以俄为师。可见，从梁启超的思想出发，1960年代的台湾历史学者，对国民党主导的辛亥革命史观有一个比较大的批判。张玉法先生写的教科书《中国现代史》中部分内容，国民党也不是很满意，幸好当时是比较开明的宋楚瑜担任新闻局长，并允许其推广到市场上去。张玉法这本书之前，我们使用的是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作为教科书。

　    在革命史观主导之下，张玉法、张朋园先生等尽力去展现辛亥革命更复杂的历史场景。这当然也跟国外学者对辛亥革命的研究进展有关系，比如周锡瑞先生的《革命与改良：辛亥革命在两湖》、Mary Rankin对浙江的研究等。海外对辛亥研究其实与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相配合。比如汪荣祖先生发表在《现代中国》杂志上的一篇英文论文，讨论在江苏省的辛亥革命过程中，立宪派代表张謇等人的贡献，同时从辛亥革命的角度去观察地方上各种各样的流民，是如何聚集在一起成为革命力量的来源。如果不单从国民党人的革命史来看，而是从立宪派、从整个社会场景、从长期的历史时段来考察，就会发掘辛亥革命发生时的各种特殊情景。

　　大陆史学界对立宪派的重估

　    以上是台湾史学界对辛亥革命研究的基本状况。这个状况到了1980年代，跟大陆的史学界有一个碰撞。最早是1982年华中师范大学的章开沅教授跟张玉法先生，在芝加哥的一个研讨会上就“辛亥革命是一个怎样的革命”进行了一场辩论，主要环绕“辛亥革命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张玉法先生说的“全民革命”。辩论延续了较长时间，到最近中山大学主办的纪念辛亥革命座谈会上还在讨论这个问题。这在国内还是争论比较大的一个议题。

　    对于辛亥革命性质的提法，在今年可能还会出现。但不管怎样，由于台湾从1960年代开始对辛亥革命的一些反省和检讨，大陆史学界也开始提出一些新的观点。辛亥革命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件，如何去看，其实牵涉到“历史是现在跟过去的一个对话”。在这个对话里头，近年来大陆史学界对辛亥革命有了一些新的反省，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对立宪派的历史评估问题。

　    梁启超、严复、张謇这一派人，在1949年以后因为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革命大潮之下几乎都被打成黑色。从1990年代开始，大量立宪派人物获得了重新的评价，梁启超、严复和张謇等立宪派都经过了很清楚的从负面到正面的转变。这跟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些立宪派大概不可能得到“平反”。两年前，我到江苏南通、海门参加“第五届张謇国际研讨会”。该会大力把张謇打造成地方旅游的品牌。张謇已变成一个不但是大家可以接受，而且是大家非常肯定的时代先知。张謇从改革开放开始，到最近的五六年之内迅速地被平反。我们如将跟张謇相关的评论排列下来，可看到平反的过程非常清楚。严复也是如此。我从1995年开始参加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他们为严复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做学术研究、宣传、推广，竖塑像，建公园，发行邮票，编电视剧……各种各样的活动，重新把过去被贬抑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负面性人物打造成正面的改革开放时代的先知性人物。

　    严复和张謇的例子，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变化，对辛亥革命有了重新的了解，对立宪派有了重新的评估。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来看辛亥革命？

　    第一，辛亥革命是什么？这是我们史学家的工作。要研究这个问题而有所创见，其实有点困难。因为那些细节基本上都已被挖掘出来。这些工作必须依赖于一些新史料的出土或有新的研究视角。最近周德伟的生前回忆录手稿《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刊行，在台北紫藤庐主办了两岸三地学者参加的新书发表会。周德伟是第一个介绍而且翻译哈耶克的学者，其名联“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广为人知。其回忆录牵涉两个重要的历史过程。一是写其父亲在湖南长沙怎样参加辛亥革命。他父亲是当地下层士绅，没有科举功名，会中医，因黄克强的关系，跟革命党人有一些牵连，又因谭延闿，与地方士绅发生密切的联系。周德伟讲述他的父亲如何进入革命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利用行医的社会经验，与当地会党分子、农民发生勾连，因而起兵协助辛亥革命。二是写他自己与国民党纠缠不清的关系，他为北大顾孟馀的学生，顾属于汪精卫派，他因此在国民党体系内也不太得志。周德伟的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对辛亥革命细节的了解。但大致来说，“辛亥革命是什么”的情况，史学界的研究已经比较清楚。在新视角方面，许多学者提出传播媒体的角色，挖掘革命思想透过哪些管道传播开来，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议题。

　    第二个比较广泛讨论的是辛亥革命是否成功。台湾虽然没有大规模的辛亥革命史学，但是100年的纪念活动是一个大规模的政治活动，编辑书刊、举办活动和展览等。在这个过程中，对辛亥革命的反省，其实是围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理想是否实现的问题。孙中山的民族、民权与民生，其实背后有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民主与博爱的崇高理想的影响。辛亥革命是否成功，其实就是要看孙中山的理想是否落实。自由、民主与博爱的价值理想，是否能够在华人社会实现，而台湾又应该扮演何种角色。这种反思基本上是环绕民国的价值内涵是什么，又如何实现等展开。从这个观点来看，台湾社会的民主化有一定进展，当然缺点也非常多。陈水扁、李登辉等爆出贪腐案件，这真是印证了“权力导致腐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化”。当然这些人最终能够被追究，也说明了民主社会里的法治确实是有力量的。民主虽然未必能够杜绝腐败，但民主社会却有一套机制来追查腐败官员。在台湾社会，我们也讨论这一套民主机制对于海峡两岸的共同发展有怎样的价值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