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军事战略及其对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5)
辛亥革命网 2016-06-28 15:16 来源:《军事历史研究》(沪)2002年03期 作者:谭一青 查看: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最初的设想是策应与配合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中共中央致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信中说:“中央曾训令湘粤赣鄂四省立即进行,响应南昌暴动:一方牵制破坏压迫‘南昌’之敌,一方开始秋收斗争。”(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38页。)这个方案有点类似于“一地发难,数地响应”的战略。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受中央委派领导湖南的秋收起义,他否定了中央要求四个地区同时起义的方案,主张集中力量在一个地区暴动。秋收起义的直接目的也是为了夺取长沙,占领省城,建立革命政权。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着部队不得不撤向井冈山。
广州起义的初衷也十分明确,即是要夺取并固守广州,促进全省起义,进而夺取全省政权,推动新的北伐。起义失败以后,起义部队一部分加入东江地区革命斗争,一部分加入南昌起义余部上了井冈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武装斗争高潮三大起义,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有力反击,另一方面也是在城市建立革命政权的勇敢尝试。在指导三大起义的军事战略问题上,党的思路没有超出北伐战争战略指导的范畴。实践证明,以中国共产党当时所拥有的弱小的革命武装力量,还不足以与占领中心城市的大量国民党军相抗衡,首先夺取与巩固中心城市的道路在当时是行不通的。
孙中山关于割据一地,建立巩固的北伐根据地的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早期武装斗争具有积极的影响。共产党领导的城市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党领导下的各地武装起义,却在农村建立了大大小小若干块革命根据地,并在那里创建了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中国革命战争新的战略理论就从这些农村革命根据地内产生了。
自从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后,中国共产党内产生了两条战略路线的对立和斗争。一条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以农村为中心的战略路线;一条是以共产党中央为代表的城市中心的战略路线。
从1927年11月到1935年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先后经历了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时期。“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的表现主要是: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盲目超越革命阶段,在组织上实行关门主义。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不承认革命的力量尚很弱小;他们无限夸大革命形势,过高估计革命力量。在军事战略上,集中地表现为,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进攻战略,过早地要求集中红军力量向中心城市发起武装进攻。结果给革命造成极大的损害。
1927年11月,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标志着第一次“左”倾错误统治中央。这个决议案宣称: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性质”,“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做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党的任务却正在于努力鼓动各地城乡革命的高潮。创造总暴动的局面。”(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57-458页。)在上述理论指导下,当时的党中央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在上海、天津、武汉、长沙等城市,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起义,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党的力量再次受到严重损害。
第二次“左”倾错误发生在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开始将“左”倾的政治、军事路线推向全党。决议案宣称:“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因此在中心城市爆发了伟大的工人斗争,必然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并且这一伟大斗争的本身,就是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123页、第108-109页。)李立三还认为,最能引发革命高潮的地方是上海和武汉。上海应以工人的罢工运动为主;武汉则以红军的攻取为主。
根据上述决议,中共中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战略总方针。中央决定组织南京兵暴、上海总同盟罢工;同时组织哈尔滨、大连、抚顺、北京、天津、郑州、开封、广州、香港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相策应;赣西南、赣东北和闽西地区的红军,集中主力侧击南浔路,取南昌、九江,进而占领整个江西,切断长江;湘鄂赣红军占领大治,切断武长路;鄂豫皖红军帮助鄂中及京汉路暴动,切断京汉路;然后各路红军向武汉进迫,配合武汉暴动,占领武汉,即所谓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中国共产党的白区工作受到极大破坏。十几省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受到敌人摧残,许多共产党人被捕牺牲。苏区的党和红军也遭到严重损失。红二军团奉命进攻长沙、武汉,部队由1万多人减少到3千多人,被迫退往鄂西山区;红七军奉命进攻柳州、桂林、广州,部队长途转战,由7千人减到2千人,还丧失了右江革命根据地;红一军奉命出击京汉路、红十军奉命打九江,部队受到很大损失。当时,凡是执行“左”倾错误命令的红军都先后遭到失败。
第三次“左”倾错误以王明为代表,犯着与以前同样的错误。他控制下的临时中央于1932年1月通过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了打大城市的进攻战略。他们要求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红军,“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09-411页。)。第三次“左”倾错误直接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