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军事战略及其对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是在国共合作失败后白色恐怖的逼迫下拿起枪杆子的，如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没有现成的教科书。除了俄国十月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以外，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战争的经验对共产党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参加了孙中山领导与策划的北伐战争，北伐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走城市武装暴动的战略思想，从正反两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初期的战略方针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比较早地认识到暴力革命对于改革中国社会的重要性。1894年11月，他在美国檀香山建立革命组织“兴中会”时，即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这就是要用暴力手段反对满族贵族压迫，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他指出：改革中国，“除非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注：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5页。）随后，他积极奔走，发行革命债券，募集起义军费，准备武装起义。1895年9月重阳节，兴中会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结果因起义机密泄露，很快就被清政府的两广总督派兵镇压了。

　　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总结起义经验，提出了建立起点、张威四方的武装斗争总战略。他说：“我辈须静观清政府之所为如何，暗结日、英两国为后劲，我同志之士相率潜入内地，收揽所在之英雄，先踞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也。”（注：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5页。）这个总战略的核心在于“割据”。孙中山认为，武装斗争开始时，必须先造成一个武装割据的局面，也就是先找到一个立足点，然后以此为基地，发展革命势力，“张势威于四方”，最后达到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革命目标。1897年，孙中山进一步将他的战略思想概括为“侵三江踞两湖直捣幽燕”。

　　对于武装割据的“起点”，即革命的根据地，孙中山曾有一个“星星之火”的比喻。他说：发动的“起点”，“即如置一星之火于枯木之山矣”，“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注：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3页。）孙中山认为，“不择定一地，则无由定经略之策也”，因此，革命的起点必须选择得当，“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矣”（注：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3页。）。这就是说，革命的起点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能迅速集合一支武装力量；第二，便于接济武器装备、军饷物资；第三，起义之后，能迅速地形成进取态势。

　　最早的革命起点选在了广东。广东是孙中山的家乡，他比较熟悉，同时，孙中山也认为，东南各省有许多民间的秘密组织，可以迅速造成割据的武装力量；广东地处东南沿海，孙中山当时从事武装斗争的资金来源主要靠海外华侨的接济，军火也主要来自国外，因此广东被看作是便于接济的地方；此外，广东举义以后，向东南各省发展，也甚为便利。不过，在领导武装斗争的初期，孙中山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建立长期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对于敌我力量的对比也没有认真思量，因此，他的武装起义思想带有一定的盲目速胜因素，认为清王朝不堪一击，指望革命起义一举成功。

　　在上述战略思想指导下，孙中山先后在广东、广西、云南边境发动过六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即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和河口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在指导起义的过程中武装斗争的战略思想有了新的发展。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建立了革命组织同盟会，提出了建立中华革命军的方案。当时，同盟会内部曾就武装斗争的战略问题进行过讨论。有的革命党人主张实行“首都革命”的方法，“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临海内，有如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以黄兴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实行一地发难，全国响应的方法。这一派的战略实际上是孙中山最早提出的建立起点、张威四方战略的一个发展。黄兴认为：“英法为市民革命，而非国民革命。市民生殖于本市，身受专制痛苦，奋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辈革命既不能借北京偷安无识之市民得以扑灭虏廷，又非可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合作”，国民革命的力量从哪里来呢？因此，“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注：黄兴：《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我们姑不论黄兴等人对于英法革命的认识正确与否，但他们对于革命力量的考虑却是正确的。当时，中国的“首都”确实还没有聚集起足以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力量，相反，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东南沿海数省，存在着不少反清的会党和有革命倾向的新军。一地发难、全国响应的战略有利于集中革命力量，调动全国反清力量的积极性，孤立和打击敌人。

　　于是，同盟会在联络各地会党的同时，进行策动新军起义的工作。1910年和1911年，同盟会在广州先后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1911年的广州黄花冈起义，起义军一度攻入清政府的两广总督衙门，但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起义军部分死难烈士被群众合葬于广州黄花冈，后人盛赞“黄花冈七十二烈士”。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领导下的同盟会一共发动过十多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这些起义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也没有广泛发动群众，仅仅是单纯的军事冒险，缺少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因此都是各自为战，此起彼落，并未实现如总战略所设想的一地发难，全国响应的局面。然而，孙中山领导的这些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宣传了革命，振奋了人心，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武昌起义是一地发难，全国响应总战略的一次成功实践。

　　当时，由于武装起义屡屡失败，革命党人感到策动新军暴动是一条革命的捷径，比革命党人自己充当敢死队战斗力更强，因为新军士兵毕竟是受过军事训练的战士。所以，许多革命党人不辞艰险，纷纷打入新军，去做军队的宣传和策反工作。到了1911年7月，湖北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已经吸收了近5千余成员，形成了一股比较有力的军事力量。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时，湖北革命党人曾想率新军暴动以为响应，但黄花岗起义很快失败，武昌起义也就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