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4)

　　四川同志军是会党和同盟会联络并发动起来的。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来没有做过细致的农民工作（他们同农民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会党进行的）。四川同志军大都控制在哥老会手里。一九一一年九月成都血案后，“众哥弟一呼，四方响应”，（注：寇梁卿：《蜀路风潮记》（1914年石印本）上册，第33页。）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几十万人，纷向成都挺进。“川西各县几为同志军所控制”。（注：石体元：《忆成都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66页。）尹昌衡“以同志军难以控制，特设大汉公，作为哥老会的总公口”。（注：吴晋航：《四川辛亥革命见闻录》，《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109页。）在大汉四川军政府的门口居然挂上“大汉公”的招牌，尹自封为大汉公的“总舵把子”。其所属军政部，也挂出“大陆公”招牌。一时间，不仅军政府内“普设公口”，（注：向楚：《成都蜀军政府成立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95页。）而且城内各街、各警署也都打出公口招牌。“他登台的几天内，天天都到成都各街的公口码头拜客，各公口码头也都为他挂红进酒。……如是往返拜客披红，以致都督府急待处理的公事，也找不到人划行”。（注：王右瑜：《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前后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72页。）他还在各路头目中选出资格较老的人联系四川各路哥老会，使其接受尹昌衡的号令。尹经过这番活动，于是具有两重身分：既是军政府的首脑，又是三山五岳哥老会的总头目。甚至使人感到大汉四川军政府也成了哥老会政府。他的活动虽然有一部分革命党人不理解，然而他却在长揖披红、称哥道弟中，使同志军中的哥老会首领，接受他的控制。接着，他就对同志军的首领采取欺骗、利诱、分化、威逼的手法，遣散、改编同志军，决定大部解散，小部分改编。这改编部分的官职正是留给同志军中比较有实力的首领的（如孙泽沛、吴庆西、张达三、张捷三等都是分别委以标统、镇参谋长之职）。而对大部分同志军（力量较弱的许多小股同志军），则以参加同盟会的、在川西有声望的哥老会首领张达三、张捷三等提出“功成不受赏，长揖归田庐”等口号，（注：以上参见王蕴滋：《同盟会与川西哥老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219—222页。）要他们“释兵归农”。人们都明白：尹昌衡作为“总舵把子”，他是以“义气”相标榜的；他作为手握利剑的军政府都督，其意旨又是不能玩忽的。在同志军著名的首领已被笼络、羁縻的情况下，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反抗，几十万同志军都纷纷“散归田里”。个别图谋“作乱”的，立即遭到镇压。在这前后，蜀军政府也派人到富顺，改编张桂三、范华街等所率领的同志军。（注：张桂三、范华街率领的同志军一万多人，集结富顺，已接受蜀军政府的改编，同意交出武器。此时蜀军首领但懋辛误信入川滇军“协助改编”的甘言，让滇军开进富顺城内，同志军正在交武器时，滇军突然开炮，轰击同志军，开杀张、范等首领。事见但懋辛：《四川辛亥革命亲历记》。）

　　（三）遣散、改编与武力镇压并用的方式。至于鄂北江湖会起义军的遣散、改编的过程，就显得更为复杂曲折。江湖会是鄂北地区以农民为主体（包括手工业者、小商贩、士兵和无业游民等成分）的秘密会党。武昌起义后，张国荃、李秀昂率领江湖会群众在老河口起义，连克光化、襄阳、枣阳等七个州县，成立了襄阳军政分府和鄂北革命军总司令部。起义首领张国荃任司令；而军政分府管理民政的重要职位却被反动官僚黄仁□所窃取。军政分府内部混进了大批地主豪绅和反动军官。军政分府又呈请湖北军政府黎元洪颁发关防、印信，把自己隶属于黎元洪之下。于是黎元洪就以上司的身分，并同混在革命营垒内部的地主豪绅、反动官僚相呼应，对江湖会起义武装进行控制、解散和改编，以达具消灭农民革命力量的目的。他首先任季雨霖为安襄郧荆招讨使，改编、遣散江湖会起义军。张国荃等得知季雨霖将进抵襄阳的消息时，悻悻不平地说：“襄郡既定，何以招讨为？”而混进革命营垒的反动分子黄仁□则对季“宾礼备至”，并秉承其旨意，“自请取消军政分府”。（注：以上均见毛拔：《襄阳光复记》，《近代史资料》1965年，第109页。）季雨霖抵襄阳不久，就以“资遣冗卒”为名，遣散、改编起义军，把大批革命兵士强行驱出营伍，又以“莫须有”罪名，杀害起义首领李秀昂，将李部强行改编。其后，另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刘公以北伐总司令名号窜到襄阳，又以“行为不轨”的罪名，杀害了江湖会的另一首领谢宏升。起义军首领张国荃步步退让，而黎元洪等却是紧逼不舍，又派周景亚到襄阳进一步遣散、改编江湖会起义军，张国荃忍无可忍，暗中派人将周景亚击毙。“改编”与“反改编”的斗争，达到十分尖锐程度。刘公早就对江湖会十分仇恨，他借此发动突然袭击。起义军退驻老河口，湖北军政府将其改编为一个营，最后又被解散。江湖会起义军经过湖北军政府中的革命党人季雨霖、刘公等接二连三地编、遣，终于被消灭了。

　　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什么急于消灭会党的武装，人们可能有各种解释。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不希望枪杆子掌握在会党群众手里。军队是国家的主要成份之一。为了建立和巩固资产阶级对劳动群众的专政，资产阶级决不容许一支“异己”的会党武装力量的存在。四川同志军、湖北江湖会武装之不见容，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四

　　会党在辛亥革命中起过巨大的作用（对于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有过消极的影响。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有过“改造”会党的打算，却是在发挥会党的革命性与克服其消极性方面都未取得应有的结果。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谭人凤等少数人，对包括会党在内的下层群众仍然采取同情的态度，而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却逐渐转到会党的对立面，对会党的反抗斗争实行残酷的镇压。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的态度，基本反映了对下层劳动群众的态度。当他们在革命的酝酿与准备阶段，同会党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之际，对工农群众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当他们在武昌起义、建立政权之后，在群众运动不断高涨的情况下，不少人又害怕群众，同会党和工农群众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大多数对群众态度的变化，这就使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失去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斗争的群众基础，使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不能不归于失败。

　　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伟大的革命，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教训。正确总结它的历史经验，仍然是史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