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

　　在辛亥革命运动中，会党非常活跃。它是追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力量。本文拟就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会党的关系，谈几点粗浅的意见。

　　一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就很重视联络会党的工作，并同会党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本文所谓的“会党”，即出现于明末清初的反清秘密结社天地会系统的组织）清朝末年，天地会系统的秘密结社，名目纷繁，兹不缕述，但皆以反清为主旨。主要群众则为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无业游民。近代会党的发展，是同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各处会党的成分差别很大。有的地方，会党的成员多为苦力和渔民；有的地方，会党成员多为农民和手工业者；有的地方，会党成员多为游民。至于会党首领的成分则更为复杂，其中有地主士绅、游勇、封建知识分子、农民，等等。（注：以上参阅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第275—276页。）尽管如此，从总的来看，它仍不失为下层群众的组织。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六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把“三合会”、“哥老会”等一类秘密结社看作是以“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注：参见《毛泽东选集》，第8页。）为主的组织，这是符合当时这个组织的实际情况的。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孙中山、黄兴、朱执信、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都是很注意会党工作的。在同盟会成立前，他们联络会党的活动代表着当时主要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的一种政治倾向；同盟会成立后，各派政治势力结成全国统一的革命政党，他们仍继续进行会党的工作，并取得十分良好的成果。以孙中山为例，他从小就喜欢听太平军老人讲述洪秀全的反清故事，观看三合会在武馆的练武活动。其后又同与会党有密切关系的郑士良（后来为广东归善会党首领）结交。孙中山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就同郑士良等同广东的会党、绿林、游勇等下层群众取得联系。并积极筹划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谋事不密，陆皓东和会党首领朱贵全、丘四等牺牲。孙中山的活动，一开始就是同会党联系在一起的。当时一些人认为：“洪门宗旨，不外反清，与吾党主义无殊，应联络以厚势力。”（注：邓慕韩：《丁未黄冈举义记》，史学会：《辛亥革命》（二），第541页。）强调“排满兴汉”，看不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同会党的“反满”活动的区别；有的人又只看到会党的消极面，认为“会党发难易，成功难，即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注：《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1页。）“会党之志在抢掠，若果成功，反为所制。”（注：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6页。）孙中山对会党则持比较持平的看法。他把会党看作是可以借助的重要力量。他对待会党的态度，在刘揆一所作的《黄兴传记》中有以下一段记述：“……并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将来群雄争长，互相残杀，贻害匪浅，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注：史学会：《辛亥革命》，（四），第284页。）这段话，明显地表露出要以民主共和的思想“改造”会党的意图。孙中山加入致公堂，改订其章程，规定“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注：《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民报》第I号，第133页。）其后在美洲的同盟会会员全体加入致公堂，同盟会与致公堂实行大联合。这就使美洲致公堂成为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团体。这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改造”会党成功的突出事例。在国内，革命党人虽历尽艰辛，联络会党，使各地会党受到一定的影响，并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些活动，但他们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主要还是“反满”，并没有达到把旧式秘密结社“改造”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团体的目的。但是，由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注意于三点会、哥老会等，美洲注意于洪门致公堂，许多地区的会党都卷入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有力支持者。因而，当时有人说：“三合会化为革命党，哥老会亦复为革命党。于是，全国各省之诸会党，悉统一而为革命党焉。”（注：《中国秘密会党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10号。）按这种说法，在全国范围内，会党不仅化为革命党，而且已同资产阶级革命党划上了等号，显然过份地夸大了会党的资产阶级革命化程度；如果说，在国内的许多会党同资产阶级革命派结成了某种意义的联盟，却是比较近于事实。如1899年，兴中会邀哥老会、三合会的一些首领聚集香港，议定三会结成一大团体——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定纲领三则”，“作印章奉孙君”。（注：《孙逸仙》史学会：《辛亥革命》，（一），第112页。）此举具有公认孙中山为共同领袖的含意。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许多起义，都得到会党的支持、赞助或直接积极投入战斗。以孙中山领导发动的起义而论，利用会党群众发动的起义即有：一九○○年惠州起义，一九○七年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镇南关起义，一九○八年钦廉上思起义。至于得到会党在经济上的支援和精神上赞助的，更是不可胜计。可以说孙中山的整个革命活动几乎都是在会党的积极支持下进行的。在武昌起义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同会党的合作。如四川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罗泉井会议、陕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同会党首领通过“三十六兄弟□血结盟”和林家坟会议等，都给各该地区革命的大发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以武昌起义为号角，各地以农民为主体的会党群众纷纷举义。陕西各地，“一时泉涌风发，如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关中四十余县，数日之间，莫不义旗高揭矣。”（注：《辛亥革命纪事》，《西北革命史征稿》，卷上。）陕西各地光复，会党群众立下很大的功绩。在四川，革命党人、哥老会首领，纷纷组织同志军，不久之后，四川盆地沸腾起来，形成声势十分巨大的大起义。在江西，洪江会乘机而起，投效军政府，掌握军权。（注：参见《满清稗史》《各省独立别裁》，《吉安县志》卷十三《庶政志·军政》）在湖北，江湖会领导的起义军，连克光化、襄阳、枣阳、谷城、宜城、南漳、均州等州县。在许多省区，会党十分活跃，都积极投入反清的武装斗争。应当说，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高潮的迅速形成，是同会党的斗争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