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3)

　　与此同时，还有少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知识分子参加“绿林”队伍，打击土豪劣绅。山东曹州资产阶级革命派孙屹、桑子贞等领导学生几十人参加了王金妮的军队，他们同起义军一道，“杀富济贫”，攻破涡阳、蒙城两县，将城内地主和地方官的粮食分给贫民。”（注：《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二分册，第232页。）这都说明：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仍不乏有远见之士，对下层群众始终采取一种比较友善的态度。

　　（二）另一派意见，则是对下层群众采取镇压的方针。武昌起义后，湖北、广东、上海等地军政府先后出示要求镇压下层群众的反抗斗争。在武昌起义后两天，资产阶级革命派就以黎元洪名义发布《通告各省城乡地方巡警文》，（注：曹伯亚：《武昌起义》，史学会：《辛亥革命》，（五），第142页。）同上海《军政府通告各省城镇地方巡警文》、（注：《时报》1911年11月6日。）广东革命党人拟订的《军政府告巡警文》，（注：大汉热心人：《广东独立记》，《辛亥革命资料》，第450页。）从内容到文字几乎一致。（注：三通文告中，惟广东拟订的文告多以下内容：“为汉族报大仇，务使杀尽满贼而后已。”）他们在文告里说：“本军政府担光复之重任，指日即率师大举，深恐饥寒无告之民，乘间窃发，施其抢劫之手段，而本军政府军事旁午之际，势难兼谋并顾。所有保护人民之生命财产，维持地方之安宁秩序，皆惟我同胞巡警是赖。”（注：引文从《武昌起义》一书所录湖北军政府1911年10月12日发布的文告。）这几通文告说明了什么呢？（一）文告中所称的巡警是清政府的一支反动武装。资产阶级革命派要依靠这样一支力量，镇压“饥寒无告之民”，说明他们已经准备联合敌人反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的反抗斗争了。（二）这几通文告出现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聚集的几个最主要的地区，而其内容又那么一致，无疑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种比较普遍的愿望和意志。这样，他们就开始把自己摆在同会党对立的地位，破坏着同会党之间建立的革命联盟的政治基础。他们同会党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三

　　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少数人所坚持的“改造”、“指导”会党的主张，并没有被广大革命党人所采纳。会党领导的武装遭到了镇压和遣散。就其对会党武装所采取的方式而言，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采用武力镇压的手段。江西资产阶级革命派，（注：江西独立之初，军政府大权没有完全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前三任都督只有彭程万是同盟会会员。而江西独立是同盟会会员发动的则是事实。从彭程万轻易取代首任都督吴介璋、李烈钧轻易取代马毓宝来看，同盟会在江西是有相当势力和影响的。及至李烈钧做了江西都督，该省的军政大权才比较牢固地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镇压洪江会；（注：洪江会，是洪门的一支，亦称普济会。加入同盟会的马福益，即普济会的大哥。普济会的另一位首领龚春台亦与同盟会合作，发动会众参加著名的1906年浏澧萍起义，（子虚子：《湘事记》，卷一，《起义篇》）坚持斗争达数月之久。（刘洪群：《昭萍志略》，卷七，《武备志·兵制》）江西独立，洪江会首领彭香木率三千健儿，“投效于军政府”，做出了贡献。（邹安孟：《南昌记事》，卷十一，《兵革》）李烈钧任江西都督后，杀死彭香木等洪门首脑，解散民团，“株连了许多无辜的人民”。（龚师曾：《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陕西资产阶级革命派镇压哥老会；云南资产阶级革命派镇压哥老会；广东资产阶级革命派镇压三点会，等等。其中陕西镇压哥老会武装比较典型。陕西独立，哥老会做出了很大贡献。由于“攻满城时主力是哥老会，东西路抗击清军的作战主力是哥老会，连很多外县的收复也是哥老会做的。”（注：《陕西辛亥革命中的哥老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第108页。）因此，“军事实力基本上掌握在哥老会手里”。（注：《陕西辛亥革命中的哥老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第109页。）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此，不是“扼腕太息”，（注：郭希仁：《从戎纪略》，史学会：《辛亥革命》，（六），第78页。）就是切齿痛恶。（注：参见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154—155页。）为了消灭哥老会力量，他们交替采用文武两手。郭希仁、张衡玉等人劝诱哥老会重要首领、军政府兵马都督张云山颁布《创设码头章程》，要求各码头“兄弟”，听候各州县令调遣，“防御地方，驱逐‘土匪’，保卫商民治安”，把各码头改编为“民团”（注：参见朱叙五、党自新：《陕西辛亥革命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第22—23页。）；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又利用会党武装没有严密组织系统、各自独立的弱点，镇压各地会党武装的反抗。陕西军政府为了加强对起事群众的镇压，派出东、西、南、北四路招讨使。在北路招讨使井勿幕指挥下，“大破会党张南辉于耀县”。（注：《西北革命史征稿》，下卷，《胡公笠僧墓志铭》。）又派军政司副司长陈某带兵入南山，前往安康各属“清乡”，对哥老会进行残酷镇压。这都使正在兴起的以会党为纽带的群众斗争力量大大削弱，使陕西军政府在同清军作战中，长期处于被动的地位。

　　（二）采取“和平”解散的手法。如果说上述诸省对于会党武装是依靠巨炮和刺刀严厉镇压的话，那么，四川的尹昌衡等则主要是采取所谓“和平”解散的方式。

　　四川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武昌起义后，首先在重庆建立了“蜀军政府”。此后不久，成都又出现了“大汉四川军政府”。1912年初，两军政府合并为“四川军政府”。据笔者考察，“蜀军政府”、尹昌衡掌权后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和“四川军政府”，其主要大权都是掌握在同盟会员手里的。（注：四川辛亥革命时期，先后出现的这几个政权属什么性质，其实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以张培爵为首的蜀军政府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已无异议。至于大汉四川军政府、四川军政府属什么性质，笔者认为，在尹昌衡掌权后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和四川军政府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政权。在大汉四川军政府中革命党人尹昌衡、董修武等担任了很重要的职务。尹昌衡参加同盟会及革命活动事，可参见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革命活动》、李任仁：《同盟会在桂平、平乐的活动和广西宣布独立的回忆》、何遂：《辛亥革命纪实》和《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等回忆录和专著。《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四川光复记》说：“留省城之党人，有尹昌衡、董修武、王□昌、周炯伯、方声涛诸人，连日会议”。可见，尹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武力推翻清朝的。为什么许多人对他的身份发生怀疑呢？这是因他响应黄兴的号召，参加同盟会中的丈夫团，让他们准备回国后在清政府中掌握兵权，策动清朝军队支持革命。因此黄兴要丈夫团成员隐蔽革命身分，不让他们同同盟会总部发生往来。因此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很少有人知道尹是同盟会会员。了解了尹的身分，为尹、董等所掌握的大汉四川军政府的性质就可迎刃而解，对四川军政府的性质亦不难明白了。至于尹昌衡排挤张培爵等问题，只是革命派内争，与路线无关。）它们都是竭力消灭农民革命武装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