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2)

　　二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的联盟，从木质来说，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联盟，它的基础是不巩固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会党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其关系发生急剧的变化。究其原因，从资产阶级革命派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它除了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外，还具有突出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触及中国革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土地问题。它是一个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革命土地纲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要求。但是，这个纲领没有同农民无偿地获得土地联结起来，不赞成用暴力革命手段“夺富人之田为己有”，（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8页。）反对农民起来推翻封建地主在农村的统治。他们要求广大下层群众有秩序地进行活动，等待他们采取社会改良的方法，接受他们“永远不用纳税”等“恩赐”。（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9页。）而广大下层群众则非常希望立即获得土地。反映在《龙华会章程》中，就鲜明地提出：“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注：《龙华会章程·会规十条》，史学会：《辛亥革命》，（一），第540页。）四川广安孝义会首领张伯祥传播：“田土岂是富家物，上山打猎，大家有份。”（注：杜钢百：《张百祥革命事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334页。）这都反映出会党下层群众有着强烈的土地要求。因此，他们在反对封建统治阶级在乡村的统治方面，有的比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坚决。四川大竹孝义会首领李绍伊提出“以完成洪秀全先烈未完的事业，使中国成为昌明强盛的国家，人民享自由幸福的生活。”他领导的起义军，“所至各县，杀清朝官吏，打开监狱释放囚犯，开仓济贫，府库金银充军用，打粮店、当铺，没收土豪劣绅财产。”（注：政协大竹县委员会：《李绍伊领导大竹农民起义的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297页。）这就必然沉重地打击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在乡村的统治。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里的很多人是从官僚、地主转化而来，他们同农村的地租剥削有着密切联系，对于反封建没有兴趣。武昌起义后，广大群众的反抗封建地主的斗争，必然触及到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土地和利益。作为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有不少人同封建土地占有制有联系。当群众触及到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利益时，有的人就暴跳如雷，挥刀镇压群众。这些人中，刘公可算作一个典型。武昌起义后，刘公回到襄阳，“第一件要事是大兴土木，把祖传的豪华第宅修葺一新，还修筑四座碉堡，派兵一营把守。接着，他又以老革命党资望和大地主、大高利贷者这种豪家子弟的身分，把当地豪绅富商集合在自己的周围。”据说，刘公为首的一小群人，镇压江湖会领导的起义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群众对他们的财产“有所触及”。（注：以上见华中师院历史系：《辛亥革命时期鄂北江湖会起义的调查报告》（铅印本），第8—12页。）

　　在有的地区，双方的矛盾，则突出表现在政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的问题。面对着武昌起义发动起来的巨大的下层群众的运动，不少革命党人，心事重重，忧心忡忡，唯恐不能控制下层群众的反抗运动，害怕革命成果落到群众手里。他们惊呼：“乱机随地即发，可为寒心。”（注：《民国报六大主义之宣言》，《民国报》创刊号。）陕西革命党人的表现很具有代表性。武昌起义前夕，陕西的哥老会、刀会，很有势力，并准备发动起义，“其首领有救民伐罪之宣言”。（注：郭成孝：《陕西光复记》，史学会：《辛亥革命》，（六），第41页。）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立即意识到，如果听任会党单独发动起义，自己就会被人们抛到一边，革命后的政权就会落到会党手里。于是他们一方面加紧准备起义，另一方面又力劝会党暂缓发动。在他们联络会党成功后，陕西革命派发动了起义，但他们仍然无力控制群众运动的发展。军政府中，“除（张）凤□之外，所有要位都在不识字的哥老会手中。”由于会党势力过大，资产阶级革命党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没有能够把这些力量压下去。因而他们认为“革命失败了”。要求黄兴、黎元洪派一支军队到陕西“驱逐哥老会势力”。（注：以上见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　第I集，第144—155页。）不难看出：在辛亥革命的进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会党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在一些地区是很激烈的。

　　另外，从会党本身来看，他们“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注：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9页。）有不少起义队伍（如四川李绍伊领导的起义军、湖北江湖会领导的起义军等），固然纪律很好，的确也有不少会党群众做了一些破坏社会治安的事。其实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奇怪，早在会党的传统斗争中即有“打鷓鸪”（拦路打抢）一项。他们所抢所劫的人中固然多系巨商豪富，但也有不少属一般群众。这种情况，在辛亥革命中似乎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王师雄在《记崇庆一支同志军的始末》一文中写道：

　　“木贩子王子尼忽然心血来潮要办同志军，……人马集中的那天，许多替地主收租谷的临时挑脚看见了，就把装着谷子的口袋挑到营门，扁担成了武器，当天就聚集了一百多人。一个放鸭蓬子的一千多鸭子，正在谷桩里寻吃，王子尼一声令下：‘打赵尔丰！’他的队伍马上散开捉拿鸭子，吃不完的也用竹竿打死。象王子尼式的队伍，几天内各地都出现了”。（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212页。）

　　四川的同志军，一般说来，纪律是不错的，他们在成军之后尚且带有“绿林”气息，其他缺乏斗争目标的以专打“鹧鸪”为目的的小股会党群众的活动，带有“强盗性和无组织性”，（注：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00页。）当会更严重一些。这势必引起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不满，并以此作为镇压下层群众的口实。

　　资产阶级革命派，面对着他们同会党之间上属种种矛盾，究竟采取什么态度？从笔者掌握的很不完善的材料来看，大体可分为下述两种：

　　（一）谭人凤等革命党人提出了“改进”秘密会党的意见。他们引用历史上“载舟覆舟”的警句，指出要善于利用下层群众的力量，把他们纳入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轨道。“训之有方，则武汉一呼遂成革命”。“刀锯不能威吓者，可动之以感情；法律所不能防维者，可化之以道德。诚使纳之正轨，导以生计，以联络为同化之具，寓解散于归并之中。”（注：以上均见谭人凤等：《发起社团改进会，改进旧有秘密会党》，《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资料》。）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刘崛致电孙中山，反对广西地方政权对民军采取赤裸裸的镇压，要求“悉数招抚绿林，分别安置，……除劫掠外，不得诬民军为匪。”（注：《辛亥革命资料》，1961年第1号，第103页。）他们对会党及其领导的绿林武装或民军，主张采取“改造”、“开导”、“安置”的方针，大体上是符孙中山所一贯坚持的“改造”会党的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