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广东会党(4)

　　实际上，独立后革命派对广东会党的杀戮，除了会党做为下层社会——特别是游民阶层组织所具有的破坏性为众所弃外，更主要的还是源于革命派并没有把会党引为同志，而只当做夺权工具，更没有通过联络会党去“进一步发动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革命”的企图。会党的被抛弃，是随着反清斗争形势变化、革命派力量发展壮大所引起的革命派对会党态度由重视、轻视到蔑视、最后敌视这一认识过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我们可以注意到：1905年前，革命派力量薄弱、尚未形成气候，没有一个统一的全国性革命组织，革命力量分散。而主要以广东、港澳为活动范围的兴中会势孤力单，未能在国内立足，更谈不上去直接组织由自己统率的武装，只能是通过联络会党首领（一些兴中会员同时也是会党中人物）带动会众举行起义。故此，这时的革命党特别看重会党。孙中山后来回忆：“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3页。）“自己先前倡导民族主义时，共鸣者仅会党而已，中流以上者寥寥无几。”（注：过庭：《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民报》第11号。）1904年，他还对会党备加推崇，在抗辩改良派的攻击时称：“革命与洪门，志同道合，声应气求，合力举义，责有应尽，非同利用。”（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1页。）可见他们对会党的重视。

　　1905年后，全国的革命力量逐渐集聚，革命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孙中山等人集中精力发动“中等社会”也即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力量参加革命。革命派联络会党，主要是为了利用这股下层社会现成的反清力量为自己的反清斗争服务。此外，还带有防止会党成为革命障碍的用意，如1905年孙中山在与旅比中国留学生谈话时提到：“予因不愿诸同志为左宗棠，但我同志必须能指挥下等社会有组织之团体，而后于事有济。不然此等团体固在，我辈一动，而彼辈等出而阻碍，甚妨我辈之进行也。”（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1页。）他明显地将“我辈”与会党相区分。尽管同盟会成立，但由于革命派手中没有现成的新的武装力量，只好是轻车熟径，仍借重于会党力量。

　　此后，革命派联络广东部分会党力量发动了几次起义，但多次起义失败，赵声等人对由会党组成的队伍失望转而运动新军。孙中山也责怪会党“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3页。）。革命派已开始轻视会党力量的作用。1909年以后在广州发动的两次起义，革命派在起义计划中只把会党当响应起义的辅助力量来使用。

　　武昌起义后广东独立，革命派基本上掌握了广东政权，政治形势有了新的变化：革命派与清政府的政治矛盾已解决。清朝退位，民国建立，“反清”宗旨已达，革命派与会党两者原来联合的共同基础已消失。随着新的矛盾一一革命派与广东会党的矛盾出现而且变得日趋尖锐，可以这么认为：会党是专制统治下旧社会的产物，其内部有许多难以克服的缺点，与民国民主政治精神背道而驰，除非改造会党，重新予以新的精神武装，“否则是不适于现代社会需要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革命派没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农村经济依然疲蔽，革命派没能收拾好清政府遗留下来的烂摊子，反而是，“逮　入民国，诸役益嚣然并兴，官署如传舍，法令如牛毛，或朝命而夕改，或省令而部违。土豪地痞巧立名目，争相充承其利，半饱私囊，而归于政府涓埃之助”（注：余启谋：《开平县志》卷4，“经政”。）。省政权财政紧张，苛捐杂税未见减少。农民、手工业者的经济状况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反而负担加重，生活困苦。以出身贫困农民、手工业者为多，生活无着的游民阶层组织——会党出于切身的生活问题，为求生存而继续走“打家劫舍”、“檄商人缴金”以图饱暖的老路，这自然为当政者所不容。掌权的革命派认为：既然清朝已被推翻，反清宗旨已达，任务已完成，会党这一“民族主义遗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他们再也不能容忍具有破坏性会党组织的存在、不能容忍会党的“闹事”。这些新贵以恢复统治秩序、维持“社会治安”、保护富人利益为己任，与独立后继续“闹事”的会党产生敌对矛盾，敌视会党。

　　结果是：革命派以“捣乱社会治安”、“破坏社会秩序”等罪名加诸会党，视为“匪类”加以剿杀，以此解决矛盾，且自认“合理合法”。粤督陈炯明用武力消灭“惠军”，当政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去电嘉奖，称陈炯明“坚强不挠，办理尤其合宜，民害之除，社会之幸也”（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57页。）。这代表了民国成立后革命派敌视会党的共同心理。会党的被镇压，后果是革命派与唯一有组织的下层社会群众力量脱离了联系，二次革命时孤军作战。

　　革命派力量的薄弱，迫使自己寻找反清革命的同盟者。阶级的软弱性与环境的险恶限制了他们——不敢也不能去放手发动农民、手工业者群众参加革命。他们看中了有共同反清基础的会党这一反清力量并加以利用。他们只是把广东会党当作可以用来推翻清朝统治、夺取政权的工具，根本就没有通过会党去联络农民参加革命的企图。革命派没有对会党进行革命化改造，两者只是利用与被利用的不平等关系。两者关系的戏剧化变化发展过程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出短暂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