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广东会党

　　广东会党指的是三合会，这是辛亥革命时期广东地区一股活跃的下层社会势力，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它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有过一定程度的联合，在辛亥革命的反清斗争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本文拟以1895至1913年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广东会党的关系为主线，探求两者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
 
　　一

　　显然，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广东会党产生某种程度联合的原因，在于两种势力都以清朝统治者为反抗对象。反清，成了它们联合的共同基础。

　　山堂林立、力量分散的广东会党的组成力量是游民无产者（注：陈剑安，《广东会党与辛亥革命》，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册。），但也夹杂着不少农村下层民众。正是由于十九世纪末中外反动势力残酷剥削掠夺造成的农村经济的凋蔽，使得农村中的贫困者一游民阶层的主要来源一增加，再加上清朝地方官府黑暗统治的驱使，将众多的农村下层民众卷进了会党的行列、积极参与会党的斗争。光绪末年，清政府“国步艰虞，百废待举，而库储一空如洗”（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301页。）。甲午、庚子两次战争赔款更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粤督岑春煊为凑够摊派到广东的赔款数，百计罗掘，“尚短三十余万两”（注：《东方杂志》第3卷第9期，第228页。）。清廷借口办“新政”搜括民财，旧税加征，并开征新税。种种苛捐杂税成为下层民众无法忍受的沉重负担。繁重的负担，“民奈何不穷且盗也”！频繁的天灾又加重了农村经济的凋蔽。岑春煊承认：“广东盗贼日多，游民日众，推其所致，实因民穷。”（注：《光绪朝东华录》（5），总第5185页。）另一方面，清朝地方官府“治盗良法”的“清乡”政策，则是“极残酷离奇，名为‘治盗’，实则殃民”（注：资料丛刊：《辛亥革命》（7），第266页。）。滥杀无辜的“清乡”政策把更多的下层民众推向反抗者的阵营。正是由于清末农村经济的崩溃，下层民众生活困苦，特别是穷困破产农民失去靠田间耕种获得生活出路的可能，因而更多的是参加会党，从中谋求生活出路。

　　做为一个以游民者为构成主体、部分贫困农民和手工业者参加的下层民众社会组织，清末会党的斗争活动具有隐晦的政治上反异族统治内容（即反清）与明确的经济互助（“劫富济贫”、“敛钱分用”）双重性目标，而更多的是表现出经济上的追求。广东不少地方的会党也常“聚众起事”，进攻府、县城，冲击官府。如，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灵山县“会匪林大、黄载兴、滕八等攻陷西乡司署”（注：刘运熙：《灵山县志》卷8，“经政志”。）。光绪三十年八月初八，清远邻县会党“匪成大股，揭元帅旗，贴‘洪英元年’告示。时怀集城戒备，乃下攻广宁，清远震动”，中秋节后，攻陷广宁，清远县“各会匪蠢蠢欲动”（注：朱汝珍：《清远县志》卷3，“县纪年”（下）。）。会党反抗官府的斗争，冲击了清政府地方统治秩序。这类活动为数当在不少。但是，由农村经济崩溃引起的下层民众生活贫困、大量加入会党的情况，使广东会党“劫富济贫”的经济互助特点表现突出，不少会党更多地从事“打家劫舍”、“扶弱抑强”的活动。这是出身贫寒的会众为谋求生活出路、图得饱暖而夺富豪财产为己有的斗争。它冲击了地方富户、商人（间或波及平民），为资产阶级所厌弃。吸引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只是广东会党与清朝对抗、冲击官府的反清活动。

　　力量薄弱的资产阶级中下层组成的革命派，要反对由中外反动势力所组成的强大敌人，就得寻求自己革命事业的支持者，要有一支能为自己利益冲锋陷阵的武装力量。而散布南粤大地、多次起事反抗清朝地方统治的广东会党，这股松散、缺乏统一组织然而却是现成的反清势力，自然不会被正在形成中的、以出生于广东熟悉广东情况的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所忽视。革命派认为，明末会党出现时的宗旨是“反清复明”，但到了清末，早已时过境迁。至于“反清”，则因“国内之会党有与官吏冲突，故犹不忘其与清政府居于反抗之地位”。在他们眼中，广东会党的价值就在于它作为一股下层民众反清势力可以利用，为自己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斗争服务。孙中山较早认识到了利用广东会党进行革命斗争的意义，早在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就学时即与当时惠州会党首领之一郑士良交往甚密。孙氏后来与人谈起：“及交愈稔，始悉彼为三点会头目之一，于是赖以得知中国向来秘密结社之内容，大得为予实行参考之材料。”（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84页。）

　　在开展反清斗争活动之初，粤籍的革命派非常重视广东会党的作用。孙中山曾表示，把武装起义起点放在广东的理由是：“潮嘉惠三府，其人民十居八九已加入反清复明之会，”“一月之内可集山林剽悍之徒三四十万。”（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3页。）同时，孙中山也认为，“会党本是民族主义的遗产”，“所以教同志们赶紧去加以整理与指导”（注：胡汉民：《七十二烈士的成仁就是成功》，《革命先烈纪念专刊》。），充分结集会党这一反清力量参加革命派的反清革命。其他一些粤籍革命志士的看法也与此相近。如“党人余永生、陈涌波以为革命运动，首在得众，洪门宗旨，不外反清，与吾党主义无殊，应联络以厚势力，乃加入（会党）共同进行”（注：邓慕韩：《丁未黄冈举义记》，《辛亥革命》（2）。）。反清的一致性，使革命派把会党视为联合进行反清革命行动的同盟军。需要指出的是，革命派对广东会党斗争活动的认识是片面的，他们只看到会党反清，带有模糊政治色彩的斗争，而忽视了会党群众“劫富扶贫”的经济追求，这将影响到以后两者的关系。

　　二

　　简略考察1895—1918年间革命派与广东会党关系的发展过程，可以根据其合作的松密程度，划分为1895—1907年、1908—1911年及1912至1913年三个时期，窥测出两者关系所表现出的与其他省份不同之处。在辛亥革命时期，兴中会成立至武昌起义前，革命派在广东发动了多次起义。自1895—1907年间，广东的武装反清斗争，多是由革命党人联络本地的会党首领，由其率领会众举行的。会党成了革命派发动起义的主要依靠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