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广东会党(2)

　　1895—1907年

　　1895年爆发在广州的革命派领导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以部分广东会党力量为发难主力，这是革命派利用广东会党进行武装斗争的开始，也正是由此始，广东会党的斗争部分地纳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不自觉地为革命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而战斗，成为革命派夺取政权的工具。1900年的惠州起义充分展示了会党力量的反清作用。这次起义由会党充当主力，直接指挥者是兴中会会员、惠州三合会首领郑士良。惠州会党势力强大，他们“聚众拜会”、“习以为常”，经郑士良组织发动，振臂一呼，“新宁、归善一带洪门起而应者逾万众”（注：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97页。）。1902年兴中会会员谢缵泰联络会党洪全福部起事，拟用“大明顺天国”为旗号，发动会党，但谋泄而败（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101页。）。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联络、利用广东会党举行武装起义的活动曾在1907年间达到高潮。孙中山以联络会党举行起义为要务，他先后派了同盟会会员许雪秋、黄耀庭、余绍卿及邓子瑜等人自南洋回广东原籍，分头联络会党，准备大举起义。在潮汕地区，许雪秋联络了本地会党首领余既成、余通、许涌波等人于6月在黄冈起义。起义队伍正是由三合会会员组成（注：《丁未潮州黄冈之役别记》，《辛亥革命史料选辑》（湖南）上册。）。此役失败，会党牺牲近二百人，为革命派领导的起义中会党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黄冈起义失败后，许雪秋等人更四处联络会党以图再起，“除遣同志吴东升、黄得胜会同黄苍龙、林蟹往惠来县属离城三十里之金须公山竖大旗一面，大书‘反清复明’四字”招徕会众外，还派人往普宁等地联络会党，并亲赴潮阳汕尾、提胜沿海招集会党，准备再次起义，后因枪械未及时运至，未能起事（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187页。），潮汕方面联络会党起义的活动至此才告结束。惠州的会党由邓子瑜负责联络。在黄冈起义消息传来时，邓子瑜匆促派归善、博罗两地会党首领陈纯、林旺、孙稳等人集合部分会众在归善县属七女湖起义响应，“各乡会党纷纷来会，声势大震”（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第112页。）。但因黄冈起义失败，七女湖起义队伍孤立无援，也被清军所镇压。

　　1907年的钦廉防城起义和1908年钦廉上思起义则是另一种情况。同盟会没有派人深入发动会党举义，只是由黄兴、王和顺等人率由同盟会员、华侨、农民所组成的队伍，到处征战。一小部分会党成员参加了起义队伍，但没充当主力。

　　这些起义的失败，使一些革命党人对会党的作用产生怀疑，有的人对会党表示失望。胡汉民认为：“会党首领难用，与其众之乌合不足恃。”而赵声则宣称：“以后举事，民军简直不中用，非运动新军不可。民军太无战斗力，太无训练，新军比较来得好。”（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第207页。）此后，有一部分同盟会员放弃联络会党的工作方法，转而在新军中开展革命工作，以便利用新军举义对清朝作有力的打击。

　　1908—1911年

　　1907年后革命派并没有放弃在广东会党中活动、组织起义的做法。尽管1910年革命派发动了广州新军起义，主力是革命派争取过来的清朝新军，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更是以同盟会员组成“选锋队”冲锋陷阵；但是，革命派依然把联络发动会党起义响应作为发难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不是如有的论者所称“基本上撇掉了会党，先后发动了广州新军之役和黄花岗起义”（注：《论辛亥革命中会党的性质和作用》，载《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事实是，在发动新军起义的准备过程，1909年12月底，姚雨平到惠州运动会党起义并策动清军陆路提督秦炳直的部属起义；同时，还由李福林、陆领等人策动广州附近的会党组成民军准备入城支援。但由于1910年元旦新军士兵与警察发生冲突，导致新军仓猝起义，原已布置的会党力量没有用上（注：《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第75—76页。）。同样，在1911年黄花岗起义的准备过程中，同盟会仍积极联络会党，配合行动。朱执信、胡毅生负责联络广州附近的会党、绿林，大塘的李福林、上祺的陆领及顺德的张炳、邓江等人领导的会党武装，“亦咸来联盟也”（注：邓慕韩：《辛亥三月二十九之役南顺战纪》，《辛亥革命资料类编》。）。此外，还派了罗炽扬前往惠州联络会党。由于种种原因，起义未能按原计划进行，“选锋队”匆促行动，多数已联络好的会党武装来不及同时起义响应，闻讯而动的只有顺德乐从墟一路由会党力量组成的起义军，跟着行动的是顺德、南海两县的其他会党势力，“时顺德之容奇、桂洲、龙山、龙江、甘竹、马宁，南海属之九江等处，有会匪揭榜招人起事，四面响应，势甚危急。”但广州城里起义已败，清军得以集中力量剿杀，至农历四月初三，“事定，各处会匪皆窜”（注：《记广东乱事》，《东方杂志》第8卷第4号。）。广州起义至此始告完全失败。

　　显然，革命派只是联络了广东会党的一部分，未被联络的远胜其数，而且，革命派并没有也不可能在会党中做扎扎实实的发动工作，从政治、思想上改造会党，改变会党的落后性，在军事上武装、训练会党，提高会党的战斗力——乃至提高会党的整体水平，使之成为新型的革命组织，而仅只局限于争取与部分会党首领的组织联合，没有去动员、改造众多的会众。故而，起事仓猝，常在敌人围攻下失败。尽管如此，在革命派领导的起义影响下，广东地区有些自发的会党斗争也已在客观上不自觉地被纳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在一些地方，会党斗争削弱了清朝地方官府在本地的统治，与革命派在广东的武装斗争相呼应。它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下层民众的反清斗争，启迪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暴政意识，有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而与广东革命派的反清革命活动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共振”，有助于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辛亥“三·二九”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但却激励了会党斗争的活跃展开。清朝地方官员在奏折上称：“广州自省城、佛山二次乱（按：即指黄花岗起义）后，各属土匪同时蜂起。……综计全省除惠州、廉州、钦州略称安靖，此外各属无不匪踪遍境，尤以高州、韶州及广州等为甚。”（注：《辛亥革命》（7），第256页。）由此看出，在革命派与部分广东会党联合斗争的作用下，清政府在广东的统治已是“岌岌可危”，□厦将倾，只要再有稍微震动，就会倾塌下来。

　　辛亥年武昌起义后的一段时间内，革命派与广东会党的联合达到了一个新高潮。1911年11月9日应武昌起义而起的广东独立，是由同盟会员率领以会党为主要组成成份的民军力量所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