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广东会党(3)

　　在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新军大受清廷猜疑，监视摧残，惟恐不力”，新军中的革命力量备受摧残；1911年“三·二九”起义失败，同盟会骨干力量损失惨重。故此，广东省的革命力量元气大伤。在五月份的四川保路风潮起后，广东本籍的同盟会员才陆续从港澳、海外返回。他们积极联络会党，组成民军，准备发难。革命派与广东会党关系较前更为密切，而不是如有的论者所称：黄花岗起义失败革命派“和会党的关系冷却下来”（注：《论辛亥革命中会党的性质和作用》，载《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显然，这种更加亲密的关系是广东的条件使然。省城广州附近的会党仍由朱执信、胡毅生联络发动，组成民军，进占佛山，逼近广州。同盟会员、广州府会党首领之一的李福林组织了“福字营”；南海会党首领陆领组织“陆字营”；三水的陆兰清组织“兰字营”，拉起民军队伍。这些民军多是由广州附近的会党、绿林及一部分农民组成，而多在同盟会员的统率之下。正是这些围逼广州城的民军迫使清朝地方官员张鸣歧等人“微服遁去”，促成广州的光复。

　　在地方上，不少同盟会员回到家乡，联络会党，组织民军，占领府县城，推翻清朝地方政权的统治，建立新政权。如黄明堂在新会杜阮，召集当地会党首领，以会党为基本队伍，并招收一些绿林、团勇组成“明字顺军”，先后占领江门和新会县城（注：《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240页。）。在顺德，同盟会员罗景联络大良城北门三合会头目周辅及其会众揭竿起义，组成“景字营”，占领大良城（注：《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230—251页。）。在梅州的同盟会员，一方面联络一般的青年志士，另方面“与洪门相结合”，联络在梅东拥有势力、受到革命党人影响、愿意效力的会党首领，配合起义（注：《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327页。）。在清远，同盟会员檄召各乡会党会攻省城（注：朱汝珍：《清远县志》卷3，“县纪年”（下）。）。开平，“革命党人在内地暗设机关，召集会党欲乘乱占领苍城”，赶走知县，控制县城。

　　这些事例足以说明，武昌起义前后，革命派与广东会党关系不是“冷却下去”，而是更加“热乎起来”。由革命派加以联络、以会党为主要组成成份的民军，在辛亥年广东独立中起了重要作用。自然，也有不少会党力量不在革命派联络、控制范围中，它们藉武昌起义后各地局势动荡、清政府在地方统治崩溃这一时机起事，各地会党的起事打乱了顽固旧官吏的抵抗计划，促成地方政权的易手。正是此伏彼起、持续不断的会党斗争，才使武昌起义的秋风吹遍广东。同时，由于革命派与部分会党的联合斗争，才使广东的辛亥革命带有群众性运动的色彩。广东会党在革命派所领导发动的武装起义中冲锋陷阵，流血牺牲，为革命派在广东夺取政权起了积极作用。

　　1911—1913年

　　1911年11月，广东独立，同盟会要人胡汉民自港返穗任都督，掌握省政权。大批由会党、绿林改编而在同盟会员统率下的民军开进广州城内。在取得推翻清朝统治、掌握省政权的胜利之后，对内如何处理会党？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革命派与广东会党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微妙阶段、出现了新的转折。

　　胡汉民认为：民军是由“赤贫农民与其失业而流为土匪者为基本队伍，更裹胁乡团及防营之涣散者”组成，他们“以成群为众，其气甚壮，然仓猝啸聚，其军实固逊，其行列形式亦较防营更差”。对这些进驻广州的民军，胡汉民并没有采取歧视、镇压的措施。因为当时投诚的巡防营及新军不在革命派控制中，倒是有不少民军是在同盟会员统率之下。故而，胡汉民采取“张民军之势，以压迫降军与防营”的策略，将由同盟会员李福林、陆兰清、谭义等人率领的民军，“施以组织训练，并捐资以军实”；而会党首领杨万夫、周康、石锦泉等人率领的民军，则令其归属“民团督办处”加以编练（注：《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尽管独立后革命派与广东会党的联系已名存实亡，但在胡汉民督粤时，还没有公开与会党决裂。

　　大量民军蜂拥入城，给城市生活带来混乱，军事磨擦与打家劫舍事时有发生。就如有的论者所认为：“革命后，对于盘根错节、破坏成性的会党组织，加以解散，是势所必然。”（注：陈旭麓：《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载《会党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同样，解散民军也在所必行。1912年3月，陈炯明督粤后，以都督名义派军消灭了王和顺率领的惠军，毙杀石锦泉，解散协、仁等军，此后，又加紧裁撤、遣散其他民军。到“二次革命”前夕，仅广州一地被裁民军即多达九万多人，仅剩下由朱执信、胡毅生招集的李福林率领的“福军”。地方上的会党也受到了镇压。光复后，各地仍把会党目为“匪类”，在“剿匪”声中杀戮会党，如仁化县长张宋载因会党活动频繁，“请督办陈仲实来县，严惩拿案，讯实即行枪决者数十人”（注：何炯伟：《仁化县志》卷4，“政绩”。）。在大埔县，1912年陈炯明派萧冠英带兵袭捕三合会首领温阿拱，当场枭首，从此大埔三合会默默无闻（注：《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333页。）。

　　部分由会党组成的民军或被武力消灭，或被强行解散。他们没有得到妥善安置、抚慰，而是听任自流，不少原已失去土地沦为游民的会党仍复为“盗”，行“打家劫舍”故伎。1912至1913年间广州城民军的遣散、地方会党的被镇压，结束了自1895年以来所形成的革命派与广东会党联系的进程。

　　三

　　光复后革命派与广东会党关系变化的原因何在？时人称：会党“抢劫如故”、“烧杀掳掠”依然故我，因而“该杀”；昔日回首往事者则指责此系陈炯明力排异己、控制广东之所为；而当代有些研究者则把它笼统归之于“资产阶级革命派软弱性”，不能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去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这些回答，或片面，或缺乏具体分析，未能令人满意，原因只能从会党与革命派双方——特别是应该从革命派本身对会党的认识、选择、联系过程中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