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续）(7)
辛亥革命网 2010-08-01 00:00 来源：人民日报(1961.10.07) 作者：何香凝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1921年桂系军阀残余陆荣廷等盘据广西反对革命，很多广东军队都出发广西，征讨桂系军阀。孙夫人和我集合广东妇女界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
在出事前几天，我们本来也曾经接到过密报，据说搜到一个法西斯派的学生有一封信，里面写着“黑衣领袖有奖励”。我们当时还莫名其妙，不知道黑衣领袖指的是谁，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指法西斯党的领袖莫索里尼。就这样，大概在仲恺未遇害之前一个星期的光景，我们就晓得有人暗算他，而且想要加以谋害的还不止他一个人。反革命这样宣传他们行刺的计划，无非是希望仲恺听到这些，就会退却。可是，他们的威胁宣传，一点也没有用处。当这个消息传到我们那里的时候，我便和仲恺商量着说：“既然有人阴谋行刺，你也该多加两个卫兵防备一下才是。”他听了很不以为然。他回答：“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挡他们行凶。我是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团体去开会或演说的，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们想要谋杀我，很可以装扮着工人、农民或学生模样，混入群众中下手的。我生平为人作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众的地方。中国如果不联俄联共，就没有出路。他们如果安心想来暗杀，防备也是没有用处的。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他说的自然很有道理，但我心里总觉得还是防备一下好些，到底又派了一个便衣卫士随从他，并知会当时的公安局长吴铁城。谁知，吴铁城也是参加反对仲恺一伙的。
8月19日的夜晚，仲恺又忙于替黄埔军校筹款，到家已经很晚了。第二天8月20日的早晨，刚过八点，又有人来向他请示公事，等他把公事交代完毕，已是八点多钟差不多快九点了，仲恺还没有吃早餐。因为我们预先接到通知说是九点开党中央的常务会议，我催他说：“快点吧！开会的时间到了。”仲恺于是匆匆忙忙的只吃了几口白稀饭，就和我一起上车出门。唉！现在想起来，也真像催他去死一样。
车子向着惠州会馆（当时的中央党部）开去，在路上遇着陈秋霖同志，他正要上我们家里商量事情。仲恺一看见就招呼他说：“你是找我的吗？”陈同志说“是的。”仲恺说：“那就请上车一同到中央党部去吧！”陈同志便登上车了。
汽车开到中央党部门前停下，我们先后下车。我刚一下车，抬头看见一位女同志，就止住脚步向她说：“停二十分钟我就到妇女部，我有事情和你们商量，请等着我。”正在这说话的时候，我就听见“拍拍、拍拍、拍拍拍”地好像爆竹声音，我心里还以为谁在放爆竹呢。可是，一转过脸来，看见仲恺已倒在地上。陈秋霖同志痛楚地挨着两步，也倒下去。在我身边的卫兵，也已受伤躺着了。四人同行，三个男的都中枪了。我这才意识到有人行刺。一面大喊捉人，一面俯身抚着仲恺，当时仲恺已不能回答。当我刚刚低下头去抚仲恺的时候，又是一阵枪声。头上嗖嗖地有枪弹飞过，我头皮还感觉到热气。那时我若不是弯身去抚仲恺，一定也是完了。在我大喊“快些捉人呀”的时候，就有五六个凶手从中央党部门前“骑楼”底下的石柱后面窜出来，原来凶手是预先躲在中央党部门前的。平时中央党部总有警察站岗，但那时却迟迟不见有警察来捉人。只有一个在妇女部工作的女同志刘家桐从里面跑出来帮助我。邓泽如那天早已到了中央党部，他就始终躲在楼上，没有下来。
把仲恺架了起来，只见满地殷红。他衣服上的鲜血，还点点往下滴。那时我的心里，说不清是悲痛还是愤恨，但没有惧怕。到了医院，仲恺已是不救了。大概是在路上就绝了气。
事发之后，有一个凶手因头部被我们的卫士打伤，眼睛也打坏，当场被我们逮捕。在他身上搜出一些单据，按日期顺序，早几天的是当衣物的当票（证明这个人本来很穷），后几天的是分钱的单（证明那个人后来收到人家分给他的钱）。那个凶手在临死之前，还供出：“香港有两百万元打共产党”。
被捕的廖案凶手又供出：“有几十万元打‘猛人’”（猛人是广东方言，意即有名声，有权势的人），问他：“猛人是谁呢？汪精卫够‘猛’吗？”凶手答：“不。猛人是廖仲恺、谭平山。”可见当时是有人主谋打击国民党革命派，打击共产党。从这些零星的细节看来，我们不难看出谁是杀害仲恺的幕后真正的凶手了。
仲恺被暗杀之后，苏联顾问鲍罗廷立即提出非常正确的主张，要把胡汉民、胡毅生等有嫌疑的人逮捕起来，但是立刻遭到右派喽啰的反对。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就坚决不赞成，甚至以辞职相威胁。这就是后来出现了所谓胡汉民出国游俄的这样一幕戏，以及许崇智全部武装之所以被缴械的由来。当时和帝国主义勾结的国民党右派集团，不止办有报纸，把持了武装，还有公开的政治活动，居然召开密谋反革命的会议，可见他们是有组织、有行动的。当时广州的公安部门掌握在吴铁城的手里，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那天中央党部开会，而门岗并没有一个守卫的警卫人员。仲恺当时身中四枪，三枪伤口较大，查明是口径大的枪打的。但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