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续）(6)
辛亥革命网 2010-08-01 00:00 来源：人民日报(1961.10.07) 作者：何香凝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1921年桂系军阀残余陆荣廷等盘据广西反对革命，很多广东军队都出发广西，征讨桂系军阀。孙夫人和我集合广东妇女界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
本来孙先生口述遗嘱中是：“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汪精卫因知道许世英来说过，不要得罪列强，就改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样写好之后，张继、邵元冲、胡汉民等还是反对，甚至连汪精卫和陈友仁所改写的比较模糊的语调，也认为“过左”，所以对汪、陈二人也是不满。
这三个遗嘱，在1月24日都已写好，本来当天下午孙先生就要签字，但是将要签字的时候，孙先生听见孙夫人在隔壁房间很伤心，他为了安慰孙夫人和周围一同伤心难过的人们，便表示暂不签字。那时我们也就安慰孙先生说：“你是一下不会离开我们的！”可是，孙先生因为立遗嘱伤感得很厉害，当夜就睡不着，病又加重了许多。
后来，大家怕添了孙先生的病，再也没人敢提这件事了，只是每天每夜想法子怎样可以医治好孙先生的病。而他的病状，也有时好，有时坏，没有根本好转。
记得是3月11日早晨八点钟，我到孙先生的房间里去看他，一见他的情形，我心里就很难过，原来孙先生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了。我就赶紧出来，对汪精卫讲：“孙先生的眼睛的光在散了。”并叫汪精卫拿遗嘱去签。陈璧君听见了，十分不满。她还骂我：“还说签？就是因为汪先生写了遗嘱，人人都骂汪先生，现在又叫汪先生叫他签遗嘱，将来别人不是更骂汪先生吗？”我只得又对宋子文宋霭龄他们说，他们赶忙入内细看，也都觉得应该签了。于是大家一起走到孙先生床前，请孙先生在遗嘱上签字。在动手签字时，孙夫人流泪如雨，大家也不禁哭起来。那时正是中午快要吃午饭的时候。
为什么我那天那么着急呢？因为孙先生联俄、联共的政策，即使在孙先生未死之时，也有很多人公开反对，假若再不签了致苏联的遗嘱，以后国民党右派的人一定会更明目张胆来反对了。
3月11日的下午，孙先生情形更不对了，他说话的能力渐渐退减。但他看着我们，还很悲慨地说：“我死了，四面都是敌人，你们是危险的，希望你们不要为敌软化。”汪精卫答他：“要怕敌人，我就不革命了。”汪精卫后来投降帝国主义，就是恰恰为敌人软化了。孙先生这一段话专门对汪精卫说，可见不是偶然的。
后来孙先生又喊我：“廖仲恺夫人……”喊了两声，便咽哽舌僵，不能作声，但又像还要说什么。本来在平时，孙先生都是用日本话喊我“巴桑”（日本话，即老太婆的意思，是日本人呼叫年纪稍大的女服务员时用的）的，当时我一听到他那样郑重地沉痛地叫我“廖仲恺夫人”，我就很伤心地掩泪和孙夫人一起走到孙先生的床前说：“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然尽我的力量来爱护。”当时孙先生一听我的说话，就潸然握住我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他握住我的手，有十分钟才放开。弥留的时候，孙先生又支撑着精神挣扎地喊出“和平……奋斗……救中国”。在第二天早晨九点十分，这位革命领袖，便永远离开我们而长逝了。这里我还要追记的是：孙先生当时对于他的遗体和葬仪，他也明白吩咐过。关于遗体，他叫送给协和医院作医学解剖研究。至于葬仪和棺材式样等等，他也吩咐都仿照苏联列宁的殡殓办法，也要任民众瞻仰遗容。孙先生灵柩移到碧云寺那天，民众参加的，多至二三十万人。由于广大群众对孙先生不幸逝世的沉痛哀悼，我有一个预感，我觉得民众已经跟着我们起来了，中国革命一定会成功的。自孙先生逝世以后，经过殡殓、移灵，丧事算是大定，我们准备动身南下时，光阴已过了一个多月。我陪着孙夫人先到南京勘察一下墓地，然后再去上海。当我们南下到浦口时，南京的同志约有一二百人结队到江边迎接我们，里边青年同志占多数，也有不少女同志。
后来南京举行孙先生的追悼会，我和孙夫人、孙科又都去参加。追悼会会场在秀山公园（后来改名为“中山公园”），是南京学生联合会和我们的同志主办的，规模很大，追悼刊物和其他宣传品很多，凡到会的都分发一份。会场内的挽联、标语，触目皆是。当我们进会场时，南京的大学、中学、小学的学生们，也正一队一队的来祭。记得那天午后，正下着大雨，我以为到会人数不会太多，岂知出我意外，到会的人多得很。我那天穿着布鞋，踏着泥水，被引进会场，那里已挤得满满的，站了几百青年男女。
轮到我登台演讲的时候，我说的广东官话，许多人听不懂，会场的主席又用国语替我扼要地翻译一遍。我说完之后走下讲台，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慰，我又发现我们革命的思想，已经在南京很多青年男女的心里生根滋长了。
参加南京追悼大会之后，回到上海停留了不多几天，我便回到广州。我一踏到广州的地面，就觉得气氛比我离开的时候不同得多了。在到处张贴的标语里，在市民的眉宇间，在黄埔学生和士兵的气概上，处处都可以看得出我们革命的精神又发扬光大了。可是到家里见了仲恺，他在这几个月里又憔悴多了。自从孙先生逝世，仲恺更领导着同志群众，加倍努力工作，弄得眠食失常，真可以说是拚着命干。我一方面对于当时蓬蓬勃勃的气象高兴，另一方面又为仲恺的健康担心了。
1925年6月初旬广州革命政府决定以迅速行动，解决了云南广西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反动武装。6月23日，继上海五卅惨案之后，广州沙基惨案爆发。接着爆发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广州的革命气氛更高涨了。
当时仲恺与国民党右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已经面对面地展开。如果说，在孙中山先生未死之前，国民党右派的矛头，是指向坚持改组国民党、坚决执行三大政策的孙中山先生的话，那么，在孙中山先生死后，右派的矛头，就转而指向遵照孙先生的遗志，贯彻孙先生主张的廖仲恺等人的身上。
7月初，右派在胡汉民家里开会。参加的人有孙科、邹鲁、伍梯云、邓泽如、傅秉常、吴铁城、林直勉、胡毅生、林拯民、余和鸿等人。在这会议上，右派集中攻击仲恺。他们污蔑仲恺“被人利用，祸害国民党”，又说“仲恺挑拨各方恶感”，又说“为防止仲恺为共产党利用，一定要把持全国代表大会，一定要在大会中做一些工夫”。所以他们运动把他们那一派的人选入执行委员会做秘书长，把持会务，并且制造口实，诬蔑海陆丰共产党“刑人掠产”，广事宣传，同时还决定向苏联代表鲍罗廷表明态度，甚至还具体指定专人去和鲍罗廷代表谈。他们为着更便于实现他们的野心，对于把总理制改为委员制一点，也是不赞成的。孙科也参加这些会议。不过孙科却说了这样的话：“倒廖仲恺的台是要的，但是万万不能采用暗杀手段。”由此可见当时这些会议讨论的是什么内容了。当时仲恺正是各种工作都在参加，自然成为右派的众矢之的。右派密谋反对廖仲恺的会议，接连开了十一次之多，每隔数日即开一次，参加的都是这十几个人，商量的事，大多与第一次集会时所谈者相同。
右派除了开秘密会议，阴谋伤害仲恺，阻挠革命事业之外，还经营了一间类似俱乐部性质的“文华”，专门做聚会的地方，大事聚赌吃喝的勾当。右派常常在那里纠合随从，公然大放厥词，辱骂仲恺和他的执政主张，其中骂得最厉害的，有胡毅生等人。
他们的目的，不单是要暗杀仲恺，不单是要把仲恺这样一个人除掉。他们显然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国民党全体右派人物联合起来，企图使廖仲恺倒台从而企图全盘推翻三大政策的反革命军事政变阴谋了。
在右派这样猖獗的进攻中，仲恺丝毫不为所动，仍然毅然决然，孜孜不倦地做他认为应该做的工作。
当时真心拥护孙先生遗志，拥护仲恺坚守孙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的主张的人，还有徐谦、彭泽民、柳亚子、经亨颐等人，此外还有以省港罢工委员会为组织的广大工人群众，在农民方面的有农民协会，学生方面的新学生社、和黄埔军校中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些革命的群众组织，都是仲恺在执行孙先生遗志的一系列工作中的坚强有力的支持者。
但是反革命右派也在群众组织中展开了他们的拉拢拼凑活动，他们在黄埔军校中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在学生中也发展法西斯派的组织，就是当时所谓“士的党”。这些组织，都是反对三大政策的。我们革命的群众组织就和他们对抗斗争。
当时的国民党右派也是依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他们以国内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的利益为利益，以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为利益。右派不独反对我们发动省港大罢工，而且对于孙中山先生截留关税余款，平定商团之乱，都是不赞同的。他们生怕开罪了外国帝国主义，生怕开罪了资产阶级、买办阶级。仲恺极力支持和协助这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省港大罢工，遭到右派和外国帝国主义的联合反对，更是势所必然的了。
正如仲恺生前所说：“凡是为占人口中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造福的，就是革命派。”仲恺是一个革命派，他当然不会做有利于右派、有利于外国帝国主义而不利于工农大众的事。所以仲恺是绝对不合右派的胃口的，也绝对不合外国帝国主义的胃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