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续）(5)
辛亥革命网 2010-08-01 00:00 来源：人民日报(1961.10.07) 作者：何香凝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1921年桂系军阀残余陆荣廷等盘据广西反对革命，很多广东军队都出发广西，征讨桂系军阀。孙夫人和我集合广东妇女界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孙先生的支持下召开了。会上发表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正式决定改组中国国民党，将总理制改为委员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些革命措施，仲恺和我都极赞同。仲恺并且自始至终积极参加了筹备策划工作。国民党改组之后，仲恺被选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农工部长。孙先生截留关税余款，消灭商团武装，仲恺都尽力协助奔走。黄埔军校创立，仲恺任党代表。为了办好黄埔军校，仲恺也不断和当时把持广东财政的军阀杨希闵等作斗争。他常常夜里要到杨希闵吸食鸦片烟的烟床旁边去等杨希闵签字，然后才能领到款来，送去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几百学生的学费、宿费、伙食费，甚至连服装费、书籍文具费用，都是政府供给，而这些钱就是这样子辛苦筹来的。孙先生和仲恺之所以这样苦心孤诣地创办黄埔，就是深知军阀终不可靠，一定要成立一支进步的、与民众相结合的革命武装力量，才足以反抗帝国主义，并最后消灭封建军阀的反动武装。这就是为什么军阀杨希闵把持了广东财政，始终百般阻梗一切革命措施，特别是对筹措黄埔军校的经费处处留难；同时也是为什么孙先生和仲恺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情形下，也坚持一定要把黄埔军校办下去的原因。
当时在广东或到过广东的中国共产党员有李大钊、彭湃、苏兆征、杨铇安、周恩来、董必武、蔡畅、邓颖超、林伯渠、吴玉章、聂荣臻、萧楚女、熊熊、熊锐等，仲恺始终和他们真诚合作。谭平山当时也是中共的负责人之一，他和仲恺关系是很密切的。中国共产党员对开展农工部的工作，是给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的。
我当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兼管广东妇运工作。在孙先生领导下，又得蔡畅同志、邓颖超同志协助，妇女部出版《妇女之声》月刊，举办妇女运动讲习所，筹款设立女工学校、贫民医院等文教福利事业，开展妇女群众运动，加强反帝反封建宣传，联络争取有志革命的青年女学生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与法西斯派的妇女组织展开斗争。
当时广大的工农群众和革命分子都齐心一意的投身到革命风暴中来。广东到处都洋溢着蓬勃的革命气息。但是在国民党中，也有一些企图在孙先生已经改组国民党，已经公布实行三大政策之后，仍然想把中国革命扭向右转的人。戴季陶就是这类人中的典型。汪精卫当时是自行标榜为“左派”的，但那是假左派。所以没有几久，他就公开坏了。
戴季陶本来在日本参加同盟会活动的时候，曾经接受过当时流行于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他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本来与朱执信、廖仲恺一样，同是属于介绍传播早期社会主义思想那一类型的。他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变节退出了，他也不赞成改组国民党。本来当戴季陶背叛共产党的时候，他曾向孙先生提出过改组国民党的事，但他所以提出这个主张，有他个人的野心和目的，纯然不是为国家为人民设想。孙先生看穿了这一点，当时就没有答应他。1923年要决定改组国民党的时候，戴季陶不忘前事，别有用心，对改组国民党极力反对，百般中伤，态度恶劣，至为无耻。在改组的初期，戴季陶迟迟不肯前来广州，一直蹲在上海。他还竟然提出“为什么以前说要改组国民党，孙先生不肯采纳，而现在要联俄、联共才实行改组国民党呢？”这样荒谬绝伦的问题。他在上海还写了一封信给仲恺，特别提到联合共产党的事。他在信中写道：“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作为酱油或醋，不能把他们作为正菜的。”就因为戴季陶早有这样的思想，所以在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以后，北伐那一年，我们到了庐山，戴季陶还和我说过这样的话：“你看，外面正下大雪，国民党要亡了，大雪正像给国民党戴孝。蒋先生这样待我好，我只好殉友了。”虽然我当即以“为什么要殉友呀？我要就殉国，不用殉友”这样的话来警告他，他还是不知改过。戴季陶就这样在以后一直到他死之日，还跟着蒋介石走背叛人民、背叛革命的道路。
在国民党改组完成之后，孙先生为明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曾先后对党员发表多次演讲，反复阐述唤起民众的必要，指出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我也按时每天前去听讲。
孙先生在百忙之中，亲自来抓党员的思想建设工作，就是希望党内全体同志都有正确的革命思想目标，希望党内的右派人物会认识错误，回心转意，赞成三大政策。很多同志都在这个时期接受了孙先生的教导，如柳亚子、彭泽民等，后来成为国民党左派的骨干。可是头脑顽固、思想反动透顶的右派人物，虽经孙先生反复理喻，却转变不多，或则表面随和，实际阳奉阴违，甚至有的死硬反对到底，终于变成革命事业的敌人。
国民党改组完成，广州革命政府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立即迅速展开。由截留关税余款，抗议英美帝国主义派遣炮舰进行威胁，直到消灭了帝国主义直接支持下的商团武装，经过了一系列斗争，广州革命政府的影响日益扩大了。
1924年冬，孙先生北上，以“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向朝野上下宣传。他绕道经过日本、天津，然后抵达北京。
北洋军阀政府深怕孙先生一系列的宣传活动，会恼怒了东交民巷的“洋大人”，得罪了帝国主义，所以都认为孙先生过激。
孙先生在广州尚未北上之前，就不很健康。在不利于航行的冬天，又经过日本，到达北京，身体更觉不支。到了12月，他的病已经很重，医生都曾劝告他，假如再不摒除一切，切实休息，怕是很难治的。可是，孙先生是巴望我们中国人民快快得到解放，革命早早达到成功的人，怎么能够片刻把他的工作放开呢？于是他的病只有一天天的沉重下去了。
我记得是1925年1月3日那天，仲恺对我说：“孙先生的病恐怕难治了，孙夫人很忙，我现在因党务、政事、军需又都不得脱身，第一次东征军事行动，都要我亲自料理，不如你到北京去帮忙一下吧。”我对于孙先生的病本也着急得很，仲恺这么一说，我就匆匆整装于4日北上了。到了上海，又接着电报，说是医生认为孙先生的病已经十分严重了。我到达北京，即住进铁狮子胡同，先到那里侍病的，已有几十人。
北洋军阀段祺瑞那时正在北京，我们从广东来的这一些人到了北京，都是由他们接待的。他一方面对我们接待得很好，多方笼络，希望我们会同情他的“不要过激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另一方面又派了许世英来见孙先生，劝孙先生说话要和平一些，不要太过激烈，免得引起“列强交涉”。孙先生听了很气愤地说：“假如我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
那时孙先生的病更沉重了。我看孙夫人日夜的侍病，从没有正常睡过，真使我感动。
我初到北京的时候，孙先生尚在协和医院里医治，孙夫人也是住院陪伴着的，因为病总不见起色，后来张静江、李石曾等主张请中医诊治，大约在1月20日左右便迁回铁狮子胡同。可是服了中药，也并无多大效果。
当时大家因为孙先生病得很沉重，整日环侍左右，时时商议医治的办法，大家都很巴望孙先生能够多活几年，继续领导我们建设这个他亲手所创立的国家。
不过那时候孙先生的病总是一天天加重，服用药物很少有效。大家眼看着孙先生的病势，想念着革命的前途，人人心里都感觉惶急，生怕他的病万一治不好了，将来怎样办呢？因此，迫不得已才和孙先生婉言请示以后的事。他本是学医的人，也知道自己的病势厉害，他便点头答应了。记得是1月22日，我们和孙先生谈立遗嘱的事，到24日，遗嘱已经全写好了。预备的遗嘱共有三个，一个是国民党开会常念的那个，由孙先生口说，汪精卫在旁笔记的；一个是给孙夫人，说赠予她房屋和书籍的，也是说给汪精卫笔记的；还有一个是写给苏联政府的，由孙先生用英文说出，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笔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