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与熊秉坤之比较研究（上）(5)
辛亥革命网 2010-12-08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漫征 查看：
七、指挥部的紧急决策与工程营的临战准备
就在这天上午，孙武在汉口机关因配制炸弹不慎爆炸（事发时间据《武档》中卷P.310），孙武本人虽然仓惶逃脱，但一些机密文件却落入敌手，并捕去数人，形势顷刻变得异常严峻，使武昌起义濒于被扼杀的境地。眼看功败垂成，蒋翊武闻讯不胜嗟叹，严重的意外变故，迫使领导者要当机立断，作出决策，他果断地说：“事急矣、宁我薄人，勿人薄我，其生死以之”（王建中：《蒋翊武事略》），并毅然决定：“再无别法，只有提前干，或可死中求生”（《先著记》P.55）。“由于起义计划暴露，怕迟延遭到损失，蒋翊武便以总司令的名义发出紧急命令，决定当晚午夜起义”（吴玉章：《辛亥革命》P.133）。这道包括十点十款内容的命令，对各标营的进攻目标和任务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最关键的两点是：“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一齐行动，炮队由中和门入城进攻伪督署；工程营首先占领楚望台军械库，二十九标一营后队助工程营占领楚望台；炮队进城后以一营占楚望台，武昌弹药枪支暂由楚望台军械库接济”。（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五）P.46－48）。
由于炮队和工程营的起义行动关系全局，因此蒋翊武派专人分传命令时，通知炮八标的命令由邓玉麟负责送往，给工程营的则由杨宏胜送交，他对杨说：“你店中不是藏有炸弹吗？今天起事，你快把炸弹运送工程八营。这时候，不过四点多钟，还来得及，你愿意送不？”杨答道：“炸弹，我是送惯了的。革命，死也不怕，哪有不愿之理”。说毕，即去（《鄂州血史》P.70）杨于途中与邓玉麟不期而遇，邓不去炮队，却随杨来到工程营，先至徐少斌处，密召熊秉坤，传达指挥部关于当晚起义的命令，责成其在听到炮声后必须即行占领军械库。据熊回忆：“杨宏胜、邓玉麟通信来……因约吾等今夜十二时以炮队炮声为号，随同举义。临行时，杨谓坤曰：少顷，我便送枪子、炸弹来”（《武档》上卷P.25），熊接到此项通知时正是下午五点，他立即在营中进行必要准备。因命令规定所有起义部队一律左臂系白布为标志，熊秉坤“筹思半响，见军人平日各制有预备战斗绷带所用之白布一幅，即以捆于左臂为符，颇觉利用”。他想出这个办法后，还准备请再次来营的杨宏胜向其他部队推荐。
此时，武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由于从汉口引渡来的刘同、刘一惧刑吐实，武昌各机关均暴露无遗，清吏甚至获悉党人“拟于今晚十二时以炮为号，营内外同时响应”（《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P.68），“本夜十二钟，该匪准定在武昌为变”，（《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P.167）。夜间，小朝街机关已处在危险之中，但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几位负责人仍在此坐守主持，作进攻督署的布置，又派人（其人姓张、失其名）送炸弹给杨宏胜转交熊秉坤，但不久便惊悉杨给工程营送炸弹后不幸被捕的消息。快到12点，指挥部果被包围，军警破门而入，蒋等虽经掷弹拒捕，但最后仍全部被执，押至督署，其时蒋乘黑夜卸去身上标帜，并掷去调查手册，因事先化装，并伪作乡愚状，得以机智脱险。
当晚，工程营以及其他接到命令的各标营革命党人，都荷枪实弹地等待着南湖的炮声，被捕的同志也焦急地期望中和门炮响得救，但由于去炮队传令的人犹豫胆怯，贻误事机，命令没有送达，到预定的午夜12时已过，南湖方面却一直沉寂无闻。工程营“是日晚九时半熄灯就寐，竟夕以待，不闻炮声，实深诧异”，又有左队任振钢者，“左臂缠有白布，被其排长看管，熊秉坤闻讯，愈加不安，辗转床褥，一夜未曾合眼”（《武档》上卷P.26），其他各营也是枕戈待旦，不敢贸然行动，使得当晚起义的计划未能实现，以致一连串不幸事件接踵而至，清吏竟将被捕的彭、刘、杨三人杀害，三人均为文学社重要成员，起义骨干，他们的惨死，是革命事业的莫大损失，令人痛惜。然而，“小朝街发出的起义命令，已把散布在武昌各标营的革命党人紧张地动员起来，盘马弯弓，执戈相向，仅仅在一天之后就发起了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皮明庥语）。有一则“纪实”对此说得更明确，深刻揭示了起义命令与工程营发难的直接关系，指出“已经动员起来的革命力量，在得到蒋翊武签发的10月9日晚12时起义的命令后，一直枕戈待旦，如箭在弦上，‘为山九仞，岂能功亏一篑’。就在我总指挥部遭破坏的10余小时后，工程营发难的枪声响起来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终于爆发了”（《武昌文史》第七辑P.4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