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与熊秉坤之比较研究（上）(3)

　　熊公为人豪爽，性格外向，活动能力极强，入会后他即就营中开展联络，吸收不少同志。如左队马荣本已加入文学社为营代表，又为熊拉入共进会为队代表，以至出现一种跨会、社现象（如马骥云本曾加入文学社，后来竟又成为熊入共进会的主盟人）。事物有联系就必然有区别，对此，蒋翊武从实际出发，称之为“殊途同归”，认为双方目标一致，最终必能汇聚一气，成为巨大反清力量。但也强调不要因争会员而互相破坏，以免两败俱伤。

三、由殊途到同归

　　在酝酿起义之初，文、共两团体虽然由于各自的差异而在磋商联合时存在一定难度，但其中不乏有识之士，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他们毅然放弃门户之见，求同存异，与友党同舟共济，通力合作，从而推动了起义的进程，其中蒋、熊之间的革命交往和战斗友谊，就很有代表性。

　　广州起义失败后，革命重心转移武汉，文、共、双方都有合作意愿，蒋翊武认为众擎易举，对合作持积极态度（《武档》中卷，P.222），文学社于5月10日在武昌小朝街85号设立起义机关，次日即约请共进会代表筹商合作事宜。鉴于文学社在新军中有比较雄厚的力量，共进会方面也觉得“欲举大事，自非联合文学社不为功”（《武档》中卷P.353），但由于两团体源流有别（文学社历经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团体一脉相承递演而来，共进会则于已酉年始由日京入鄂），其领导者政治状况存在差别，因而在涉及具体问题时便不免各执一词，甚至贬抑对方。此后，双方有识之士经数度奔走斡旋，终于消除芥蒂融洽一致，其中熊秉坤虽未参加高层会谈，但持论甚为客观，始终认为两派革命力量“以蒋较占优胜”（《辛亥首义回忆录》（一）P.22），在这种实力的较量下，共进会同志只得正视现实，在达成的协议中承认了蒋翊武的领袖地位。

　　根据文学社章程：“社长管理本社一切事项，督同社员发展本社社务”，其后又明确规定：“正社长总管全社事务，举凡一切布置运动，及社内职员、各标营代表之更调，均属社长之大权”（《武档》上卷P.8），因此，凡属社内一切重大举措，莫不经过蒋的策划或认可。如社员彭楚藩，为了促进联合，又加入共进会，动员刘公捐出巨款；评议部长刘复基，在武汉党人中享有崇高威信，而蒋对刘又极其信任，共进会内部出现矛盾，亦派他出面调停。据熊秉坤自述，他自加入共进会后，即就营中开始活动，不到三个月，同志中有名雷振声者（宜昌人，原共进会工程营代表），颇忌熊秉坤，时相龃龉，熊惧，即报机关部，得杨玉如、刘复基两同志调处，嘱其分道杨辘，各不相犯。雷乃不语，熊始敢放胆领导（《首义录》（一）P.28）。

　　再如社员杨宏胜，自请退役后择右旗后营门外租屋设小杂货店为联络据点，社长蒋翊武甚为重视，凡社中艰巨之事，多嘱杨担任，命其与工程营切取联系，故杨与熊秉坤、徐少斌等屡以赊欠和索债为名相接洽，杨且结交楚望台工人购买子弹备用（参见《知之录》P.264）；社员王华国，于辛亥春入社后便着手“联合工程第八营、混成协工程、辎重二队各下士极力鼓吹”（《武档》中卷P.181）；辛亥八月十九工程营发难之前，社员方维、谢涌泉与熊秉坤商定采取一致行动，社员王文锦又与熊就发动时间作了最后决定（贺觉非《辛亥首义人物传》下册P.408－409），据社员方震东记载：蒋翊武本人也“密与工程营联络”，此举与“八月十九起义”有一定因果关系（《武档》中卷P.216）

　　蒋翊武之所以对工程营特别重视，是因为：1、楚望台的军械库为该营所守，而夺取军械库武器实为起义成败之关键；2、该营驻地距城南的中和门较近，届时便于控制该门，迎接南湖炮队进城；3、党人在工程营活动的历史长，社员张难先就在该营当过兵，有一定革命基础。且全营都驻紫阳桥，届期能以较完整的建制投入战斗，这几点都是其他部队难以相比的。

四、起义前的组织准备

　　蒋、熊二公，在两团体实现联合前后，都勇于任事，积极推动武昌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发挥了旁人无以替代的作用。“三、二九”起义期间，蒋翊武准备炸毙湖广总督瑞澂，举事响应，因广州方面失败而中止（《知之录》P.167），5月初，蒋翊武“计划鄂军分驻之地，分为四个支部、以为起义之占据”（《武档》上卷P.88），其中驻守汉阳、汉口的四十二标为第四支部，又称阳夏支部，有“占领兵工、钢药两厂之任务”（同上），稍后，文学社正式实行军事编制，正司令由社长蒋翊武亲任，并制定“举义计划”二十三条（《武档》上卷P.11－13转引自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P.162－163），其基层单位称支队，每支队二十人，四支队为一整队，据记载有四百八十个支队（黎澍：《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

　　工程营先是雷振声任共进会代表，雷因介绍潘定祥等人加盟，失落愿书，事洩被长官（疑为吴兆麟）斥退，熊始得为全营领导，谓之总代表。这年7月，在胡祖舜宅讨论进行方法时，杨玉如还问熊秉坤：“此间起事，会党和军队何者为利?”(《武档》下卷P.4)。说明共进会的干部对军界力量，还估计不足，缺乏信心。但工程营的革命组织，在熊的领导下，发展很快，时风声日紧，熊即依照文学社的组织办法，将所属编列成军，分支队、正（整）队，自任大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