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与熊秉坤之比较研究（上）(4)

　　9月12日，文、共连日会议，根据刘复基的提议，双方决定各自捐弃团体名称，废置自定负责人名号及各自发动起义的指挥系统，全体以党员身份投入运动，建立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最高机构，举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兼军事筹备员，王宪章副之，以孙武为参谋长兼政治筹备员。会后，蒋即组织起义总司令部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总机关内，并在蛇山抱冰堂主持召开军事紧急会议，出席者有熊秉坤、刘复基、王宪章及各标、营代表二、三十人，当决定八月十五日（10月6日）中秋节发动（《首义录》（二）P.58）。并制定规约，完善代表制，各营、队、排以递设而统于标，非标代表或独立营代表不得参与重要会议（《首义录》（一）P.22）。会议还决定重新整编革命队伍，使分属于文、共两团体的革命士兵在组织上完全统一起来，仍按文学社办法，在编制上分成支队、正（整）队。据熊秉坤报告：当时他们编有两个区队，下属十一个支队，每一支队二十人，加上大队十人，合计为234人（见熊编《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此数与蔡寄鸥著《四十年来闻见记》第42页所载略有出入），塘角辎重队的李鹏升也将所部编为一个正队，辖五个支队，并将名单交与刘复基带至总部备案（《武档》上卷P.53，《首义人物传》上册P.324），各队因情况不同，又略有变异，也有没有进行整编的。指挥部对各标营，均用数字排列编队，进攻时以所编番号为指挥单位，并且附有路线图，这是根据武汉三镇的地形地物和敌我双方力量的配置情况。明确地规定了各标、营起义时的行动路线，攻击目标和指挥人员。蒋翊武也随即行使了总指挥职责，“计划军事”，发布多项指令（张难先：《知之录》P.239），接着，蒋因随部移防岳州，所遗任务交刘复基代理，并当机立断作出应变措施，举行代表会议，制定了调赴各地新军的发难计划。并令驻宜昌之唐牺支与入川之曹子清，田智亮等互相联络（按：田智亮即为带熊秉坤至武昌分水岭见孙武之人）。

　　9月24日，文、共再次集议发难事宜，熊和马荣等均赴会，因蒋未返，大会由孙武主持，孙武提议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自己仍居参谋长职以表合作诚意，嗣由刘复基代表总司令蒋翊武宣读了包括八点内容的总动员计划。因楚望台为军械库所在地，而该处系工程营防守，故责成该营于起义时予以占领，对其他部队在起义后的具体行动步骤也都作了详细的安排，熊与众代表均接受了这个计划。

五、对一项动议的回应

　　熊公虽然身居基层，但胸怀全局，他出于高度的责任感，对起义计划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还在9月初，他就条分缕昕致书孙武说：“……先宜调查各省情形再定起义计划，起义时宜令第四十二标代表断黄河铁桥，据武胜关以守”。（《武档》上卷P.24），按文学社第四支部即建立在四十二标，标代表为胡玉玲，所辖第三营就驻防京汉线南段，京汉路自大智门至黄河南岸，绵延千里，横跨陇海，其中黄河铁桥及豫，鄂交界之武胜关控扼南北，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营代表刘化欧与蒋翊武是旧识，驻信阳东站营部充当下士教习，因缴纳社员月捐，他每月必至武汉一次，领受机宜。其时，刘业已联络好了军、学、工、农各界和会党中的大批同志，并与武昌方面约定，一旦武昌发动，立即就地响应。

　　孙武对熊的条陈虽然十分赞赏，但他与四十二标同志素味平生，并无交往，而无所作为，因此只得提请小朝街机关部予以审议。所幸此策一经提出，便引起热烈反响，首先得到蒋、刘的高度重视，结果“同志人等称为妥善，商照所议，准备齐全，只待时机而动”（《武档》上卷P.25），为此，蒋、刘特命军事计划起草员王华国化装前往武胜关实地勘察，筹划阻塞方法（《武档》中卷P.435），其所订起义计划的第15条即规定 “攻击奏效时，宜派重兵迅速前往武胜关把守，及毁坏黄河之铁桥，免贼兵长驱直进”，该计划经蒋翊武令可，然后通知各处施行（《武档》上卷P.12－13）而在9月24日联合大会上由刘复基提出并获得一致通过的总动员计划中，就明确规定，“汉口驻军混成协步队第四十二标的一部，由代表林翼支（一作赵承武）等率队响应进占武胜关，”（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P.51），10月9日，蒋翊武颁发的起义命令中对此作了更具体的规定：“四十二标三营右、后两队堵塞武胜关，前、左两队防守花园祁家湾一带”（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P.76），熊的其他建议事项，与尔后蒋所命令及起义的实际进程也大体相吻合，这不能不说熊对形势的判断早已成竹在胸，颇有先见之明，也可以说是文学社、共进会联合的一大实绩。

　　其实，早在七月二十六（9月18日）文学社第四支部在汉阳召开会议时，便责成三营占领武胜关，以阻截清军南下，信阳三营派有代表与会，决定一接到胡玉珍信件即发动举义（《辛亥革命回忆录》（二）P.21），则熊之建议与此可谓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如果这一计划能够实现，就可以保障武汉的安全，拒敌于武胜关之外，但不幸后来武汉方面发生种种变故，未能利用起义后的有利时机，迅速向外出击，以占领有利的阵地（还在武汉光复之初，蒋翊武即曾建议：兵贵神速，应在北军未集之前，请派张廷辅率师出武胜关，据天险以阻其南下，黎元洪不听，反予以非难，百般阻挠），由于信息不通，迟至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河南清军进驻信阳，将三营严密包围监视，刘化欧等估计武昌方面已经起义，便仓卒发难，史称“武胜关起义”（李新：《中华民国史》下册P.284），但由于没有得到武昌方面的援助，终究未能完成占领武胜关阻止清军南下的任务。刘等只得间道返汉，于二十九日到汉口军政分府向文学社社长蒋翊武报告了第三营的一切经过。“断黄河桥，据武胜关以守”的目标虽未达到，但文学社同志为实现熊公的一项重要倡议而作了种种努力却是有目共睹的。

六、关于发难日期的讨论

　　10月9日（八月十八日）清晨，为了准备即将发动的起义，蒋翊武由岳州去宜昌筹备就绪后赶回武昌指挥部，听取刘复基关于近半月来事态发展变化情况的汇报。得知居正、杨玉如赴沪购枪未妥，黄兴来电说各省机关尚未打通，鄂省勿徒轻举，主张将起义日期推迟。蒋沉思良久，卒以黄电为然，但这样的事还得同各标、营代表商议方能决定，于是立刻派人把步、马、工、辎、炮各标营的代表们请来开会，讨论起义日期。作为独立营代表，熊秉坤亦奉邀莅会，众代表“俱见蒋归，如星下降，庆指导有人，策划有术，欢欣鼓舞”（《武昌文史》第七辑P.170）蒋翊武先把黄兴建议迟至月底与计划中之十一省同时起义的意思婉转地作了介绍，再征询大家意见。代表们一致反映，革命士兵斗志旺盛，迫切要求和清政府决战。熊秉坤发言说：“我们工程营的名单被盗了。张彪突然增派五、六个监守来到军械所，现在人心惶惶，什么“中秋节杀鞑子”，外面流言很多，若不及早动手，一旦遭到破坏，大家束手就擒，那时后悔莫及”。（王质玉：《武昌首义传》P.204），鉴于局势险恶，已不容再事延宕，其他代表也都不赞成推迟起义，并一致认为：“况且军中同志，已占十之八、九，若一举事，何患武汉三镇不唾手而得，何必以他人为转移？”蒋乃反复陈词，痛论全面与局部举义之利弊，卒使大家折服其言，蒋并嘱各代表回营后饬同志紧急准备，以防万一。

　　平心而论，蒋翊武离省已有半月余，党内外的情形都不甚清楚，没有意识到革命危机一触即发，对严峻的现实不如熊秉坤等人那样感受深切，因而对形势有些估计不足；惟布置未周，若仓卒行事，恐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则翊武之此层商榷亦无可厚非。而且，像此等大事，他似乎还得与参谋长孙武晤面，共同研究一番才是？尽管这次会议对起义日期未作最后之决定，但起义为期不远是肯定的。又据记载，散会前蒋翊武经过审时度势，终于许以三天为期（《鄂州血史》P.32蒋作出了11日晚起义的决定），听命令行事，并嘱各代表回去饬同志紧急准备（《武汉文史》（四）P.19），会议开至11点，会后蒋、刘留下续议，与张廷辅进一步研究后续的行动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