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与熊秉坤之比较研究（上）(2)

　　——在侪辈中二公思想觉醒较早，还在少年时便具有爱国情愫和历史使命感。蒋在1900年义和国运动失败后即主张革命，提出“中国欲图自强，首当倾覆清廷，建设新政府”，闻者骇走。1903年就读湖南西路师范时，“倡言反清”，公开“推崇洪、杨，攘斥曾、左”而震惊学界；熊因其祖父荫棠公早年曾参加过太平军。故取乳名为“长伢”，颇具反清色彩，他对庚子之役的死难者异常钦佩，常至洪山凭吊。1904年便弃商投军，有机会看到陈天华的著作以及《民报》一类书刊，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立志武装推翻清朝。

　　——他们很早就投身于湖北革命，并且都是日知会员。蒋翊武虽然藉居湖南，但于鄂事可谓无役不与：1904年7月湖北科学补习所为配合华兴会起义，派文书宋教仁到常德联络湘西会党，蒋与闻其事；1906年春夏间，蒋在长沙参与部署萍浏醴起义，旋于武汉旅次与刘复基加入日知会，并同挂靠于日知会开展活动的余诚有所接触，（《辛亥革命回忆录》（二）P.48），故曹亚伯有“彼亦日知会员而结文学社者”之说（见《武昌革命真史》正编上P.85）,而胡绳也有“从日知会到文学社”的说法，说明二者具有历史渊源；1909年秋9月，蒋、刘再次来鄂策划革命，颇著成效。熊公亦为资深革命党人，早年由朱子龙介绍加入日知会（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P.92），即成为一名民主主义革命的战士。日知会因响应萍浏醴起义案发，社员星散，工程营革命活动亦由沉寂而陷于停顿，虽然如此，但熊仍然关注形势发展，私下与人交换看法，他在追述“湖北革命之演进”中，就特别提到当时蒋伯夔（翊武）在军中组织革命机关，并在群治、振武二社显居主导地位的事实（《辛亥首义回忆录》（一）P.20－21），从而可以窥见当年蒋翊武运筹帷幄、领袖群伦的英姿。

　　——二公均为现役军人，经过军校深造，并都由正兵升为正目（班长），熊曾肄业湖北陆军讲武堂，系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队三棚正目；蒋则曾就读于陆军特别小学堂（杨锋《辛亥建国史纲》称：“陆军特别小学为其大本营，蒋翊武即其中心之主要人物也”，《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P.97）这个职务有利于他们在士兵中开展活动，他们长期潜伏基层，对广大士兵进行深入而艰苦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例如蒋翊武，因其“品端学萃，而会计有法，队官令其帮办文书、庶务事宜，免守卫及一切杂差，出入自由，因而得睱奔走各标、营、队、联络豪杰”（《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P.645，以下简称《武档》），就是有这种条件，他得以与熊公结识，共策进行，一同成为新军中革命士兵和下层革命党人的代表人物。

　　——综上所述，二公在年龄、成份、思想、经历、身份等方面的这些共同之处，虽然也许是一种巧合，但不难看出，他们的交往实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基础，似乎有着某种不解之缘，二公之名在各类著述中都会同时出现，频率之高，耀人眼目。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事情，这当然不是纯粹出于偶然，因为偶然性往往是以历史发展的必然为前提的，如果不是同一营垒的战友，而且在事业上各有建树，二者之间就不会出现这些“联系”，这种联系显然同当时的大局相关。

　　——蒋、熊二公，都是被孙中山先生高度肯定和旌表的历史人物、杰出的辛亥革命将领。1921年孙中山在桂林督师北伐，亲至蒋翊武殉国处凭吊，“念公勋烈”，特为蒋立纪念碑，手书“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    孙文敬题”，并嘱胡汉民作碑记，称“蒋公翊武、澧县人，笃志革命，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这就是说，同盟会也承认蒋翊武对武昌起义的贡献是首屈一指，功不可没的。至于发难时谁打第一枪的问题，孙中山更是多次强调系熊公所为。1914年某日，他在日本东京寓所。指熊对座中人说：“这就是打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众人对之莫不投以尊敬的目光；《孙文学说·建国方略之一》中亦云：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1919年孙在上海为某报撰国庆贺词，开头即说：“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一枪发难之日乎？”此即“熊一枪”之所由来。孙中山从全国领袖角度，宏观地称熊打响第一枪，是大体可以成立的，因熊是首义单位工八营的党人代表，在发难过程中确乎起了组织者的作用。作为发难讯号，他这一枪的意义非同小可，从而敲响了清王朝覆灭的丧钟，引发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并由此结束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尔后的革命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辛亥革命时期，人们对当时的风云人物，以其性质相近，大抵都有将其相提并论的习惯，例如“孙黄”、“三武”之类，而蒋翊武与熊秉坤两先生的革命伟绩并不在诸人之下，因此本文以“蒋、熊”并称，以彰显其发难之功，确定其应有的历史地位，这就令人耳目一新，真正揭示了那段历史的本质。（另外，当时报刊上还经常出现“黎、孙（武）”、“袁、黎”这样的称谓，则明显带有贬斥的意味）。事实证明，在事功业绩与革命操守上，蒋、熊二公适可相提并论，而给以高度评价，实当之无愧。若以他人与二公对比，就显得相形见拙，不伦不类。例如孙武行为不检，晚节欠佳，历来为人所诟病，其人格就不能与熊公比，而只能与黎元洪比，故人称“黎、孙（武）。”所以说，如果不是熊公，共进会就会黯然失色。

二、熊公何以不曾加入文学社？

　　1911年1月，蒋翊武以“研究学术，进修德业”为名，在武昌重建革命团体文学社，在新的方针指引下，通过各标、营、队代表掌握新军武装，一月之间，其成员几遍布于湖北新军的各级单位。工程第八营以马世忠（即马荣、或作马融）为代表，该营入社者约二十余人。熊秉坤亦知本营已建文学社组织，因他认为“文学乃文人学士之事，非我所好”而未参加（王质玉：《武昌首义传》P.100），后来刘公也有类似看法，认为文学社只是个学术团体，感到其社章“缺乏革命性”）这固然是对文学社性质的一种误解，也是熊公等人具有“激进思想”的体现。

　　当时，“鄂志士私立团体至十数之多，就中以文学社努力为最”，（《武档》中卷，P.353），在这些小团体中，有一个叫“群英会”的组织（由三十二标正兵向海潜发起成立），取水浒聚义之意，为数108人，熊秉坤和本营的蒋楚杰，吕中秋等人都参加了（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P.23）。文学社刘复基曾支持这一行动，以为运用此种形式，可以结纳大量会党，但文学社本身并不吸收会党，故其成员（除王国栋等外）后来多半转入共进会（贺觉非：《辛亥首义人物传》上册，P.314），因而熊与入社机会又失之交臂。

　　同年春，孙武回鄂恢复共进会活动。4月下旬，熊秉坤在黄土坡20号同兴酒楼老板邓玉麟处听说孙武又叫孙遥仙，乃同盟会总理孙文（字逸仙）之胞弟，顿生敬意，即偕同营田智亮至分水岭32号谒见孙武，孙武极力称赞孙文才识与本会总部之厚资，并出示章程，印信等件，阐明其改“平均地权”为“平均人权”之用意。在座的居正也议论风生，熊确知其为“孙党”，十分高兴，于是“遵嘱”填写“愿书”，由马骥云监督而加入该会。据熊早年自述：“坤等得与组织攻进会者之孙、刘诸公遇”即指此。（见《武档》上卷P.22，同书下卷P.4作“遂得与组织攻进会之孙、刘游”）文中一再将“共”写作“攻”,这说明，熊的入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孙文的一片敬仰之情，至于孙武是否确系孙文之弟，“平均地权”与“平均人权”有何本质不同等这些问题，就在所不计了（再说，“攻”、“共”二字，语义不同，字形大异，决非笔误，也非仓促所为，显系当时颇多入会者对该会情况还不甚了然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