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与熊秉坤之比较研究（上）(6)
辛亥革命网 2010-12-08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漫征 查看：
八、十月十日的联合行动
蒋翊武被捕脱险后，走匿山后马家巷蔡大辅宅，10日破晓派胡培才等往各营令即晚照原令程序，争死生于须臾（丛刊本《辛亥革命》（五）P.21），随后，蒋于密室连续给各整队发布命令五道（《武档》上卷P.14－17，转引自《武昌文史》第七辑P.179－200），布置既妥，忽报清吏侦骑四出，闭城大索，乃转移于李长龄处，李谓“此处焉能免君”，劝其速走（《知之录》P.252），由此，蒋被迫离开武昌，起义活动顿时失去了总的指挥枢纽。关于总司令出走后的去向，颇为同志所关切，熊秉坤判断是“潜往湖南岳州”（《首义录》（一）P.31），实则蒋于当天傍晚循汉水而上，欲赴安陆，以图再举。
鄂督瑞澂残杀三烈士之后，搜捕益力，下令官兵一概不得出营，对新军严加防范，如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秉承上司意旨，于当日把七棚正士罗炳顺叫去面责道：“尔曹冒昧一至于此，以有昨日之举动（指任正亮事），亦曾闻督署今日杀人乎？即有事、余岂不知也，尔暂归棚”。罗唯唯而退（《武档》上卷P.26）企图将党人死死控制在营内，正好印证清吏将“按所获名册穷治”的说法，以致武汉三镇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人人自危，“然而，革命指挥部头天发出起义命令的周密部署，使革命队伍临危不惧，当机立断”（《湖北省志·大事记》P.171）。各标营代表深感这种危急形势的压力，他们怀着为三烈士报仇的决心，三两自动集议，互通消息，“认为大总机关所发命令，今日应继续执行”（覃振：《辛亥革命的回忆》，《湖南文史汇编》第一辑），最后决定“依照前令的布置，晚上动手”（《血浪》第二集，又见《民国史》P.25）于是“分途奔走，传达殆遍”（覃振语），纷纷秘密从事准备。
而熊秉坤、金兆龙等“亦有是谋”，并在这紧要关头担起了首先发难的重任，体现了可贵的首创精神。由于三位烈士在受审时却坚拒吐露实情，起义的全盘行动计划始终没有暴露，这对当晚起义得以顺利发动起了重要掩护作用。熊秉坤得悉三烈士遇害的噩耗，不久又见社员张廷辅同志被押解路经本营，证实清吏将“按名捕捉”，而发难救人之心愈坚，便在早餐时对各队代表进行了动员。鉴于十五协的三十标临近工程营，如不与之联络，“仅工兵一方面，恐难收效”（《武档》上卷P.27），于是熊利用中午奉命带兵至营门接班守卫之机，冒雨潜至该标三营前队找文学社同志探听消息（该营有文学社员达250余人），遇方维、谢涌泉、王光国等，得知副总指挥王宪章昨晚已在该营准备就绪，故熊在上楼会见标代表王文锦时提出了“由三十标发动，工程营辅助”的请求，王说：“现军械所系贵营保守，仍希贵营为原动力，你怎么办怎好，这边不成问题”，按当时三十标已联络一气，又各有子弹，最易从事，所以熊之此请，似亦不无道理，他在回营后被队官罗子清询问时，就曾对答“知风闻三十标今晚起事”（《武档》上卷、P.27－28）可见三十标发难的条件也很具备。
当日，“文学社又互相约定，午后三时吹晚操号时以号音为信，武装发难，但因事机不密，为当局所侦知，令各营一律停操，皆不发号，故起义未成”（《辛亥武昌首义史事志》P.82），以致形势顿形紧张，而发难时机也愈加紧迫。当熊秉坤打算派人再去三十标，正遇该标三营代表谢涌泉奉命前来，询问晚操动静，而与熊“另约晚间点头道名后，二道名前，即七点钟时发难，其余仍如前约，熊并请谢转知二十九标（谢涌泉去工程营经过见《首义录》第1辑P.35及夏东元：《二十世纪中国大博览》P.133），以上情节充分说明，八月十九工程营发难之前，熊秉坤即与文学社的方维、谢涌泉等取得密切联系，并同王文锦作了最后决定。因之，此可视为文、共合作举行了武昌起义的见证（《武档》中卷P.211，《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下册P.409，《武昌文史》第七辑P.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