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都督焦达峰(3)

　    焦达峰在会党中另行设立的“四正社”，此时俨然成为干部学校，他任命的几乎所有头目，都是“四正社”的成员。10月18日，焦达峰抵长沙，召集革命党人会议，“言已于浏阳、平江方面联络洪门会党成员多人，并购有枪炮、炸弹，须俟人械到齐，再与新军联合发难等，大家首肯”（熊光汉《湖南辛亥光复事略》）。洪江会“二龙头”黎先诚在浏阳、醴陵、萍乡、善化等地，用5天时间召集了4000多人，开往长沙。前后陆续开到长沙的马刀队、梭镖队、来复枪队，足足有18000余人，都是会党动员而来。

　    10月10日，武昌率先暴动。三天后（10月13日），焦达峰召集会议，确定10月20日举事，由会党在城内放火为号，一见火起，城外新军便攻城。但是，浏阳的“洪江会”未能及时赶到，暴动遂延期到10月23日。10月21日，闻到气息的湖南巡抚余诚格，下令驻守长沙的新军立即开赴株洲，并紧闭城门。摊牌的时候到了，焦达峰决心提前一天暴动。

　    10月22日清晨，长沙暴动开始。焦达峰控制的新军第49标兵分两路，东路进入小吴门后，占领环城各要塞，北路则占领北门，都没遇到抵抗。

　    湖南巡抚余诚格身着“小衣小帽”（睡衣睡帽），战战兢兢接见了乱兵，兵士们“劝其反正，俯从民意，都督湖军，余抚力辞”。兵士们逼得更紧了，余诚格说:“此事重大，当入内与家父商之。”人们在外等了很久，不见其出来，冲进去搜查，结果发现余诚格已经在后院墙上开了个洞，逃之夭夭了。（粟勘时《湖南反正追记》）余诚格此人，是御史出身，以耿直闻名，却因为主持科考时不幸招收了一个叫康有为的考生，大受牵连，仕途不顺。如今又逢大乱，幸好见机逃得及时。他在这之前，就已经将家属送出湖南（郭孝成《湖南光复纪事》），自己当了个“裸官”，果然逃起来方便。

 　   而巡防营统领、湖南本地的著名绅士黄忠浩，颇负名望，号称知兵，治军极严，之前咨议局与新军策动暴动的会上，已被内定为军队统帅，却在暴动中被乱兵斩首。

　    极具声望的谭延闿并不信任焦达峰

　    此前，长沙暴动已经获得了立宪派控制的湖南省咨议局的首肯。咨议局是晚清政治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一环，作为地方议会，以便体现民意，并监督和控制之前一权独大的地方政府。

　    湖南咨议局的议长是谭延闿，比焦达峰年长6岁，这年（1911）才31岁。谭延闿出身名门，其父谭钟麟历任封疆，曾出任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甲午战争期间，孙文等配合和利用日军在东北登陆而发动的广州暴动（1895年）就是被他扑灭的。谭延闿家学渊源，24岁（1904）考中开封会试第一，成为湖南200余年第一位“会元”（乡试第一称“解元”，会试第一称“会元”，殿试第一称“状元”），并在随后的殿试中高居状元。但据说因为与谭嗣同同姓，而终与“状元”失之交臂。殿试后，谭延闿入翰林院任编修，走上传统的仕途正道。

　    在晚清改革的大潮中，自负极高的谭延闿，也要做回“弄潮儿”，他在1907年组织“湖南宪政公会”，两年后（1909）被选举为湖南咨议局议长，时年仅29岁。谭延闿文武兼备，不仅是著名的书法家（南京中山陵“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就是他的手笔），而且枪法极好，能双手打枪，因诗法、书法、枪法高超，人称“谭三法”，可与广东赌王刘学询的“刘三国”（文可华国、富可敌国、妾可倾国）媲美，是“湖湘三公子”（另二位，一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之父陈三立，一是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的首位，也是日后民国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其女婿陈诚、外孙陈履安，都是国民党中的大佬。

　    谭延闿在湖南士绅阶层中，以其家世、才学、资历等，颇负人望。他本来是倾向于立宪的，但多次碰壁后，也开始转向革命。1904年华兴会的长沙暴动流产后，被通缉的黄兴藏在一位立宪派朋友龙璋家中，谭延闿还冒险去探望过，劝慰心灰意冷的黄兴“毋躁，以图善后。”（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而在辛亥风云中，谭延闿利用自己的地位，多次掩护革命党。年初，巡抚余诚格曾给他看了一张革命党名单，表示要立即搜捕，“谭延闿诳谓：‘若辈均酒色之徒，不足惧。’遂罢议。”（邹鲁《湖南光复》）武昌暴动之后，余诚格又想抓人，还是谭延闿劝他“不可激变也”（子虚子《湘事记》）。

　    但是，谭延闿心中的革命，与焦达峰等人完全不同。他提倡的是“文明革命”：“文明革命与草窃互异，当与巨家世族、军政长官同心协力而后可。”对于以会党黑道为背景的焦达峰等，他并不信任，也无法信任。后人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或将谭延闿描绘为革命先驱，或将其描绘为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但是，在当时的湖南，最有公信力、号召力的公众人物，只有谭延闿一人。

　    焦达峰自荐都督

　    焦达峰虽然是黑道老大，势力强大，但他毕竟不是军人，在军中难以直接下手。替他下手的是新军的一名排长陈作新。陈作新比焦达峰大1岁，时年（1911）26岁，他虽然在新军中只是一个低级军官，却也是华兴会的成员。他曾参与唐才常的“自立军”，并应唐的要求，加入各种会党，以壮大势力。1904年，他投考湖南武备学堂，穿了套军装去考试，却不知那居然是上将制服。也不知是他的制服僭越，还是文墨有问题（此前参加科考6次均落榜），结果是名落孙山。当年，湖南武备学堂设立了附属的“兵目学堂”，培养士官，在龙璋的保荐下，陈作新终于入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