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都督焦达峰(5)

　　对于这些黑道出身的“同志”，黄兴很早前就表示过担忧：“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会中人，尤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将来群雄争长，互相残杀，贻害匪浅，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刘道一传》抄件）。

　    焦陈二人的地位不久就开始动摇，长沙开始传言：“焦督即著名之洪江会首姜守旦变名”，他大量招募军队，就是“蓄意退旧伍而代以会匪”（冯自由《革命逸史》），“彼置极有程度极有劳绩之新军而不升擢”（《民立报》1911年11月15日）“武昌济饷数十万，达峰持不下；又新军有功不迁官，将尽黜”（章太炎《焦达蜂传》）。

　    乱起萧墙，都督殒命

　    革命前的长沙驻军，共有两个团，即49标与50标，而陈作新工作做得比较好的是49标，49标也因此成为暴动的主力。因此，向隅的50标极为不满，传言也说：“这次湖南反正，只有50标无功，早晚就要被焦、陈解散的”，焦、陈二人便也开始担心50标不认自己为都督，盛气凌人的焦达峰放出了这样的狠话：“50标不过数百人，今吾兵计六万，可恃者五千，以数人杀一人，有何不能？”（子虚子《湘事记》）“革命党”与“革命军”相互之间的猜忌，已经如同一个一点就炸的火药库。

　    此时的革命党，在各个省都面临着如何获取更大权力并巩固的问题，尽管“革命”是各派合作开发的，但他们还是坚信“革命成果”必须牢牢掌握在革命者的手中，即使民意选举出来的咨议局（或参议院），也不能挡住这一革命的洪流。

　    正当焦达峰、陈作新为湖南的权争焦头烂额时，他们的上级、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谭人凤，在10月26日回到了长沙。当他看到“湖南咨议局绅士，把持湘政，事无大小，须经若辈议决，都督之命不行，力主解散若辈创设之议事机关，期有适合于军事敏捷之应付，集权于都督”（邹鲁《湖南光复》），要求立即“取消参议院、军政部，另订章程，凡军事、行政、理财、司法悉由都督掌之”（子虚子《湘事记》）。

　    把“民主、民权、民生”喊得惊天动地的革命党，骨子里其实信奉的还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此时要将从晚清新政以来就行之有效的地方权力制衡机制彻底改变，当然要遭到其他人的软磨硬抗。

　    5月30日，同盟会邀请湖南军、政、商、学各界代表开会，研讨《都督府组织法》，谭人凤提议的方案获得通过，谭延闿被迫出席、亦被迫辞职。富有权力斗争经验的同盟会老干部们，建议立即加强都督府的警卫，自称“肯将铜象易倾城”的陈作新讥笑道：“吾族奴于鞑虏垂三百年，今日复见汉官威仪，如家人聚首耳，尚何戒备之有？”

　    次日（5月31日），长沙北门外“和丰火柴公司”发生了纸币挤兑风潮。湖南的经济一向不很景气，金融方面更是薄弱，全靠发行纸币流通市面。一些比较有实力的公司也能发行纸币，和丰公司就是一家，信用一向不错。但如今兵荒马乱，人心浮动，纷纷前来挤兑，和丰公司无法周转，只同意兑换一半，于是引起纠纷，一些人乘机打砸抢，酿成了群体性事件。

　    “市民汹汹，旧绅跪请都督亲往弹压，达峰命副都督陈作新前往”（冯自由《革命逸史》）。陈作新单枪匹马，骑到北门铁佛寺，却哪里知道50标2营管带梅馨已经在此部署了伏兵。陈作新被伏兵“断其头”，梅馨“遂引兵攻督府”（章太炎《焦达峰传》），且“扬言为故总兵黄忠浩报仇，污陈为匪，并言陈匪已去，焦匪尚在，宜并去之”（冯自由《革命逸史》）。

　    此时，焦达峰正在督抚内商谈援鄂事宜。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是将他当做革命英雄来美化的，如此记载道：“闻变，同志有劝之匿避者，达峰曰：‘安用避为！我为种族革命，凡我族附义者，不问其曾为官僚，抑为绅士，余皆容之。今咨议局绅煽动黄忠浩残部叛变，既杀副都督，又欲杀余，悔不用谭石屏（谭人凤）之言，将若辈先除，今竟为若辈所算，余惟有一身受之，毋令残害我湘民。且余信革命终当成功，若辈反覆，自有天谴。’言毕，即亲出外向变兵宣慰，变兵遽前执之，拥至军政府门外，达峰乃望义旗而呼曰：‘诸君省毋扰乱秩序。’变兵自后刺之，遂死。”而“子虚子”的《湘事记》，却说是焦达峰对50标的屠杀威胁令梅馨提前行动，在当日分两队攻杀焦、陈二人。陈作新在路上被杀，而焦达峰在府中被杀。“时府中国民军卫队密如蛛网，枪戟林立，吴家铨（50标的军官）等乃能于人丛中执主帅出而弃之市，是何意态，雄且杰哉！”

　    至此，担任了10天都督的焦达峰与陈作新，双双毙命，成了辛亥年的又一对冤魂。

　    《湘事记》还说，焦陈被杀后，士兵们要拥立梅馨出任都督，这在辛亥年也是常事，力强者坐江山是不少独立省份的“显规则”。但是，梅馨坚决推辞。

　    焦、陈被杀之细节真相究竟如何，已经成了罗生门式的故事，但可以肯定的是：一、焦、陈的施政的确不得人心；二、各派的权力斗争十分尖锐，甚至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冯自由的“革命史”记录也表明谭人凤本来是想先下手的；三、焦、陈二人无法有效控制军队，甚至无法有效保护自身。

　    章太炎的《焦达峰传》记载，十多年后梅馨在上海患病将死，曾慨叹说：“当年直为人作猎狗。”这句话被不少人当作是指控谭延闿的证据，史学家也为此纷纷扰扰，争论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