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锐：辛亥巨变中被革命的国舅(3)

　    何刚德记载说，这两起违规用人事件，应该都是珍妃在幕后操纵，“闻有暗通声气之事。虽无确据，然不数日，珍妃被黜，妃兄志伯愚学士（志锐）放乌里雅苏台参赞去，或云事为慈宫所闻也。”

 　   何刚德算是局内人，他的记载可信度极高。另外，根据胡思敬的《国闻备乘》记载说：“鲁伯阳进四万金（相当于800万元人民币）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这一价格，比何刚德的记录要少很多，似乎更为真实。而且，胡思敬虽比何刚德年轻，但从戊戌年开始（1898）也担任过吏部考功司主事，有机会接触到组织人事档案，还是相当可信的。他在书中还感慨：“用人之权，君主不能专也。”

　    《国闻备乘》还记载道，珍妃卖官事发后，李莲英奉命搜查，“搜得文廷式书，内多指斥之辞”—— 可能是“指斥”太后的悖逆语言。于是，慈禧太后亲自审讯珍妃，说：“他事犹可宥，汝宁不知祖宗家法而黩货若此，谁实教之？”

　    没想到，珍妃居然顶撞说：“祖宗家法亦自有坏之在先者，妾何敢尔，此太后之教也。”慈禧太后大怒，“袒而杖之，降贵人，谪其兄志锐于边，愤犹未泄，后卒致之死”。

　    导致慈禧愤怒的，不只是珍妃卖官。在甲午战争前，“文廷式等结志锐密通宫闭，使珍妃进言于上，且献夺嫡之谋。妃日夜怂恿，上为所动，兵祸遂开。”后宫干政，历来是朝政大忌，即令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也并非“专政”，而是与“亲王辅政”并行的“一国两制”（参阅拙著《绝版恭亲王》）。志锐、珍妃等人在“制度外”的“非常规”影响力，是正统绝不能容的，远比卖官更为恶劣。

　    珍妃自此被打入冷宫一年，到次年才被慈禧太后放出，恢复位号。但是，她并未收敛，继续在幕后参政议政，康有为就是“因廷式（文廷式）以通珍妃，因同龢（翁同龢）以见德宗（光绪）”，珍妃最终为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

 　   珍妃被贬，失去内援，正在热河练兵的志锐，在军中呆了还不足一个月，就被远调到乌里雅苏台。这一年，志锐41岁，珍妃才18岁。自此，志锐开始了长达17年的边塞生活，直到被革命党枪毙。

　    乌里雅苏台，在今外蒙古扎布汗省会扎布哈朗特。清代设立“乌里雅苏台将军”和“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掌管喀尔喀四部及唐努乌梁海之军政，虽非官场肥缺，却是边疆重镇。在乌里雅苏台，志锐足足呆了6年。他曾五次上疏纵论西北边务，提出“弭边患、御外侮、筹饷练兵以救危局”。但是，他却于1899年进一步遭到贬斥。

　　根据《清史稿》的说法，志锐是因为上疏论政，而犯了“当道忌讳”，才从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被贬为伊犁“索伦领队大臣”。其实，真正令他倒霉的，还是翁同龢一派被彻底打倒。上一年（戊戌年），翁同龢本人被光绪皇帝亲自贬斥，随后，翁系人马遭到全面清算，作为这个“帝师党”的重要成员，志锐自然也在贬斥之列。

　　志锐调往更为遥远的伊犁，出任更为低级的官职，《行状》中感慨他“盖路愈远而官愈降矣”。“索伦营”，为“伊犁四营”之一，是新疆的重要边防力量。在赴伊犁的途中，志锐经过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对他热情接待。此前，瑞洵曾经上报中央，请求将志锐留在蒙古襄办防务，但是中央的回复是“着不准留”。

　    终于开始了官场上升通道

　    到达伊犁后，志锐因为官阶太低，失去了单衔上奏的资格，极为郁闷。这倒应了文章憎命达的说法，志锐在此期间填写了大量诗词，奠定了其在清代诗坛的地位。

 　   虽然消沉，但志锐却并未颓唐，还是强打精神，经常巡视辖区，因此熟悉了伊犁的山川隘口和险地要塞。此时，北京已是风雷激荡，义和团狂飙突进，不久后，八国联军攻入京城，志锐的堂妹珍妃就在此时死难。普遍的说法，是慈禧太后下令将她投进了井中杀害，但却并无任何实据。比较可靠的说法，还是珍妃如同庚子年众多无法逃离北京的女子一样，自尽而亡，以全名节。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动乱中，北京的政治风向多变，很多官员极难表态站队，从而招来麻烦、甚至杀身之祸。远在南疆的志锐，却幸运地避开了这一轮风暴。

　    1903-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战前俄国为备战而对边民横征暴敛，战后俄国的革命党在边境积极酝酿革命暴动，这些都导致伊犁局势空前紧张。志锐因此提出“邻邦多故，边防宜严”，陪同新任伊犁将军马亮巡查辖区，检查边防，安抚百姓。同时，他不断提出，应当严格限制外国人到新疆“游历”，打击间谍行为。此时，他正在经历从一个书生到将军的转型。

　    自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以来，南疆中俄边民互控积案从未审理，历年既久，文牍愈繁，“不独案据不可尽凭，亦且事理无从悬揣”，成为干扰中俄关系的一大痼疾。中俄双方便设立了一种叫做“司牙孜”（俄语意思为“国际会审法庭”，或“边境仲裁会议”、“民间边境会议”）的会审制度，双方官员组建临时会审法庭，中俄两国法律均不用，而是依据两国沿边的部族间民族习惯，审理边贸纠纷。

　    根据伊犁将军长庚的命令，志锐在1902年第一次代表中方主持“司牙孜”。这一次的法庭，设在中方境内“索伦营”辖下的克依根山沟，志锐在一个月内共办结案1700多件。两年之后（1904年），他再度在喀什噶尔的克孜玛依拉克主持“司牙孜”，共办结案近1700件。这两次突击办案，“多而且速，尤为历次办理所无”，难得可贵的是，志锐基本能做到公正持平，俄方也无可挑剔，“洵是隐消边衅，益固邦交”，双方边民对此亦很满意，“两国哈萨克均以赛马为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