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锐：辛亥巨变中被革命的国舅(2)

　    志锐家是勋贵，可以获得“荫封”，而不必经过科考。光绪初年（1875），志锐就以祖荫获选为礼部“员外郎”，但他却希望凭自己本事当官，并没有到北京赴任，“与弟朝夕攻苦，冀得科第以慰其先人”。5年后（1880），志锐考中进士，次年其弟志钧也中榜，兄弟俩均入翰林院，担任编修。

　    “自古宰相出翰林”，当了翰林院编修，等于成为大清朝廷的重点培养对象，但志锐官运却并不亨通，升迁得很慢。一些主流的评论，认为他为人有棱角，与“清流派”们相呼应，“相励以风节，数上书言事”，因而得罪当道。其实，敢言的“清流派”也并不乏青云直上的人物，比如张之洞。志锐的升迁困难，估计主要还是与他的学问不纯且性情放浪有关。

　    光绪十五年正月（1889），志锐两位年仅15岁和13岁的堂妹，被选入宫中，当年就被封为瑾嫔、珍嫔，5年后则分别被封为瑾妃和珍妃。在珍妃的竭力推荐下，当年“壶园”的旧人都开始受到皇帝重视。志锐被提拔为礼部右侍郎（第二副部长），正式跻身高级干部行列，而文廷式则被提拔为侍读学士。

　    志锐被提拔的当年（1894），瑾妃、珍妃也被册封为妃，中日甲午战争也在这年爆发。志锐、文廷式等人，都加入了翁同龢的行列，高调主战，要求对日强硬，同时大力攻击李鸿章，甚至捕风捉影地指控李鸿章畏敌卖国。据说，光绪皇帝看了志锐的奏折后，十分感动，专门召见，并特命他赴热河练兵。

　    在翁同龢等主战派的爱国高调背后，其实还是政争权斗。翁同龢其人，按照其总角之好潘祖荫的评价：“吾与彼皆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他可知矣。将来必以巧妙败，君姑验之。”翁同龢的兄长翁同书，早年在对抗太平军的战斗中，失地当斩，被曾国藩、李鸿章弹劾，两派因此结下深仇。甲午之前，翁同龢兼任户部尚书，但凡北洋水师有造船购械之举，莫不多方阻挠，造成北洋舰队长期得不到更新，而其一味主战，也有私心在内，据其门人王伯恭透露，翁曾说：“正好借此机会让他（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蜷庐随笔》）而甲午战败后，翁同龢等又将责任全部推到李鸿章头上。因此，在1898年恭亲王临终前，告诫光绪皇帝，正是翁同龢主战而又不备战，既失外交之良机，又令实已落伍之陆海两军陷入险地，“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恭亲王薨后，光绪皇帝将翁逐回原籍。及翁之死，庆王为之请恤，光绪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最后这位帝师居然毫无恤典。

　    志锐书生论兵，其实大言炎炎，空而无当，参与到这种官场争斗中，与其说是为国运筹划，不如说是划线站队。后人所谓的“帝党”，其实并不存在，只存在一个“帝师党”，就是以翁同龢为核心的，文廷式、志锐等光绪身边的人所组成的一个小团体。

　    在志锐等人的猛烈攻击下，中央最后决定给李鸿章严重处分，褫夺黄马褂、花翎，留职察看。但是，就在李鸿章被处分的3天后，灾难也降临到了志锐头上。

　    处分来得似乎极为突然。先是发布了太后的懿旨，瑾妃和珍妃因“干预朝政”，而“降为贵人”。随后，圣旨下，志锐“降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释兵柄”。此时，瑾、珍二人在妃位上、志锐在侍郎位子上，都还坐了不到一年。

　    珍妃卖官

　    主流的解读，是将这作为“帝党”与“后党”权力斗争的副产品。但是，“帝党”、“后党”之分，是戊戌政变之后康梁出逃海外，为了政治筹款的需要而进行的炒作，是一场典型的政治抹黑运动。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慈禧太后是反改革的、是要夺取光绪权力的。相反，从常识上判断，太后即使爱权，其权力基础也来自于儿子的皇位，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导致志锐及两妃被黜的，还是这一家人的行为不端。珍妃久居广州，喜好时尚，在那个年代就成了照相的发烧友，拿着进口相机在宫中到处拍照。她大手大脚惯了，妃嫔的那点年薪（妃300两，嫔200两，分别相当于6万和4万人民币）根本不够用，于是，就开始靠山吃山，打起了权力的主意———卖官。

　    珍妃卖出去的，是一个肥缺——上海道。根据此时担任吏部主事的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一书中的记载，根据制度，凡此类要职授缺，都是军机处提出候选名单，送给皇帝选定。没有列入候选名单的，即便是皇帝，一般也不能授缺。但是，这次上海道空缺，皇帝却指名要任命鲁伯阳。

　    军机大臣请示说：“鲁伯阳单内无名，不知何许人，似不能放。”光绪说：“汝再查之。”次日，光绪催问，并说：“鲁伯阳系江苏候补道，李鸿章曾经保过。”军机说：“既系江苏候补道，须电询两江总督刘坤一再定。”经与刘坤一核对，倒是真有其人，于是，这位鲁伯阳就走马上任了。

　    如此黑箱操作，激起了官场的热议，不少人议论说，鲁伯阳足足花了20万两（4000万元人民币）进行公关，而且他还是个文盲。于是，御史们纷纷弹劾，高层下令，将鲁伯阳“送部考验”。其实，“考验”是由军机处直接举行的，而正是何刚德和吏部另一“掌印”惠树滋将鲁伯阳送往“考场”的。

　    何刚德没有记录下“考验”的成绩，但是，“考验”的结果却是鲁伯阳的上海道乌纱帽告吹，以候补道发往直隶，交李鸿章差遣委用。

　    同一时期，有一个叫“玉铭”的旗人，被任命为四川盐茶道，又是一个肥缺，但也因资格不称，被参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