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赞助革命彭东原“宁可毁家”筹款(3)

　　1896年3月6日德国以武力胁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据此取得了在山东修建铁路的权利。胶济铁路始建于清代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九月 三十日，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青岛至济南主干线通车，它的博山支线也于同年通车。另一条支线——铁山支线至民国八年（1919年）三月亦建成通车。该铁路东连胶州湾、青岛港，西接济南，沿途矿产富绕，是横贯山东的运输大动脉，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战略地位。这条由德国侵占胶州湾后兴建，后又被日本占据的总长达455.99公里的铁路，曾一度成为德国殖民者和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中国的重要交通运输线。帝国主义列强将大批洋货输入山东境内，又从山掠去大批土特产品，霸占了山东优良矿区，对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随意挖掘、掠夺，攫取了巨额的经营利润。根据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和《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日本将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并一切附属财产移交给中国政府（当时是中国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1923年1月1日，北洋政府在青岛举行了胶济铁路接收仪式，2月1日起胶济铁路完全归中国管理。3月29日《胶济铁路交收之最后协定》在青岛签署，并于青岛路南端太平路旁兴建了“青岛接收纪念塔”。胶济铁路的接收是来之不易的，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经过艰难交涉，最终迫使日本同意由中国出钱限15年赎回该路。但在胶济铁路移交问题的谈判中，日本人层层设障，尽管签订了《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但协定要求中国政府须以4000万日元赎回，并须安排日本人在铁路管理中担任车务处长、会计处长等要职。铁路名义上归还中国，实际上大权仍被日本人把持。当时的筹资方案是：政府先是计划民办胶济铁路，即由国民筹款赎回该路，收回后归民办，永属民业，并着手实施。但该计划失败。之后，胶济铁路本身的收入就成了赎路款项的唯一来源。为了按期还款，包括彭东原在内的管理委员们费尽了心血，直到1936年赎路期限将至，但赎金仍未还清。

　　在收回胶济铁路的十五年中，中国经历了军阀混战时期，胶济铁路曾一度成为军阀所依赖的重要军响来源和军事运输线，其地位益显重要，更重要的是它对山东半岛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北洋政府（由直系军阀控制）被推翻后，胶济铁路又由南京国民政府负责管理。彭任职期间常以推动民国铁路事业的孙中山、伍廷芳、张弼士、陈炯明以及最早是黄埔水师学堂教习的詹天佑等名流为榜样，经常对下属讲述孙中山在让位于袁世凯后承办铁路事业的计划，和伍廷芳当中国铁路公司总办时，千方百计为粤汉铁路、广九铁路筹备贷款的前后经过，以及詹天佑的津沽铁路工程设计等振奋人心的典例。对这些人物的事迹彭东原再熟悉不过了，一直都是彭东原从事铁路事业的精神力量。

　　彭东原上任后，首先要与日方协调好关系，要与日方的铁路管理者、工程师等技术人员商量铁路的管理计划，管理措施，要与日方有关人员在一起研究铁路支线的新建，干线的修复和对各路段站财务、人事的管理以及处理突发安全事故和历史遗留问题。当时胶济铁路的各个环节的主要职务多由日本人负责管理，给彭东原安排的技术顾问也都是日本人。该铁路的技术图纸、技术文件是德国人编制的，由日本技术人员先将德文译成日文，再由日文译成中文。因此想做好胶济铁路的管理工作首先要学好日文，和日方协调好关系，否则无法开展工作。好在彭东原曾在日本留学，日语较好，沟通自如，关系处理协调，局长的工作算是顺利，没有发生过因与日本人的利益纠纷而引起外交争端。

　　彭东原在任职期间，还是做了不少有利于山东百姓，有利于山东地区经济发展的事情，如他注重调查研究，定期向国民政府铁道部反映工作情况；他关心民生，对当地产品运输给予一贯支持，促进了胶济铁路沿线经济带的发展。如山东崂山地区的商民依赖胶济铁路各路段站的照顾把地方的土特产品运输出去销售。又如山东省于1930年、1931年连续发生特大旱灾。这两个年份每日乘胶济火车由青岛去东北三省的难民达三千余人。彭东原通过调查了解后，组织协调有关线路，为移民加开列车班次，大大方便了难民旅客。

　　彭任职不久，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孙科率考察组，在彭东原等胶济铁路委员的陪同下，对胶济铁路全线进行考察。1931年4月，孙科、连声海、彭东原等出席了《胶济铁路交通大学同学会季刊》的出版发行仪式，并为其刊题词。彭东原的题词是：“岳岳钦贸彦，观摩合大群。繁花同灿漫，文藻喜缤纷。建设恢庄道，言词重太钧。交通资放彩，努力勉诸君”。

　　彭任局长期间，首先要协调好各方关系，尤其要与日方车务处、会计处等有关人员商量铁路发展计划，研究铁路技术改造、扩建、新建项目，完善铁路规章和对各路段站财务、人事的管理以及对铁路突发事故的处理。当时胶济铁路各个环节的主要职务多由日本人负责管理，给彭东原安排的技术顾问也都是日本人。该铁路的技术图纸、技术文件是德国人编制的，由日本技术人员先将德文译成日文，再由日文译成中文。所涉及的技术、管理方法、规章制度等都须借鉴德日经验；发生事故、争执又得依循和参照德日法律评断处置。好在彭东原曾在日本留学，日语较好，沟通自如，组织有方，关系协调，局长的工作算是平稳度过。

　　1931年胶济铁路研究会成立，并出版会刊，彭东原为会刊题写刊名（此刊现仍有保存）。同年11月，在彭东原的主持下出版发行了《胶济铁路旅行指南》一书，当时国民政府交通部负责人王正廷、连声海为此书作了题词，时任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长葛光廷作了序文，陆梦熊、崔士杰、彭东原、陈廷炆等胶济铁路委员的黑白半身照片也登在该书中。该书系统介绍了铁路规章，如《中华国有铁路客车运输通则》、《中华国有铁路旅客联运规章摘要》，还附有《各学校寒暑假期单人乘车减价办法》、《定期乘车票发售办法》、《海水浴客往返减价票发票办法》等。当时的这些举措对现在的火车汽车客运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该书还对沿线55个站区情况如市况、古迹、名胜、旅馆、饭店及物产等乃至车、轿代步亦作了详细介绍。

　　1933年彭东原在但任局长期间，彭与其他委员负责组织了胶济铁路经济调查委员会，对胶济铁路经济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形成了汇编共八册21万字的《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研报告）。此项调研，工作量很大，十分辛苦，调研工作者包括彭东原等委员们带着几个调研小组走遍了山东半岛，主动协调各方配合，深入莱州、青州、济南三府沿路各县市、登州全府及武定、泰安2府旧属数县，共计2市（青岛、济南）、1特区（威海卫）、45县，进行了地理、人口、农业、矿业、商业、渔业、盐业、交通业、社会等九个专题四十一个项目的详细调查，记述了1930年（个别统计为1931年或1932年）的经济情况，材料翔实，内容丰富，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高度评价和重视。该“调研报告”是研究民国山东东部经济的重要参考书，也是近代学者研究抗战前胶济铁路沿线经济状况的历史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