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凤昌乃是民国诞生的推手(6)

 　　袁世凯阴蓄异图者已久，治清廷以革命事急，起之恒上，初示偃蹇，终主大政。先以冯国璋师迫武汉，而又忽援兵，一初示南中有机可乘，一见指挥之长以自重。于计不为不狡。清廷强弩之末，听之而之。至于南中，则革命成之于民意。义旗四举，初无练卒。所谓民军，除各地仅有之新军改编外，多集学生子弟为之。徒立番号，昌言北伐，实不足与北洋抗衡。凡此情事，孙、袁固两知之。孙知军事之难于幸胜而不能不作壮语，策励干城，慰籍民望。袁知南征大捷，大位终不我与，故不惜假军事之抑扬，谋进取之捷径，于是南北两方均处于危疑震撼之中，又即此以形成和谈之一线端倪，惟终日苦于形格势禁，无可展布。孙、黄固定尝踌躇至再，翼能有出奇制胜之术，越此难关而完成大业者。

　　天下政事相敌，不出和战两途。袁于此彷徨失措间，亦不得不谋与南中传递消息也。会袁部赵秉钧知其属洪述祖与余家乡戚，又知余家阴策革命事，因由洪以私函来窥意旨，先公立示之孙、黄，佥曰：今日但求覆清，以行共和，不战而胜，奚不可为，且足补南军之拙，惟当得其人而语之耳。于是先公举唐绍仪，谓其能通治体，有权识，既为袁之故旧亲信，又夙厚于私交，倘得唐来，事必易与。孙、黄虽不识唐，以信所言，即加赞许。先公遂缘唐之乡人同学上海电报局长唐元湛密达京师，与唐通款曲，请为国家戮力，南来协商大计。唐因机智，窥情事之推迂，知安危之所系，甘以身许。袁知计售，私心为幸，即命冯观望于武汉，武汉之围，由以少解。实则武汉苟涉疏虞，南京亦失屏蔽。和固不仅利袁，抑且大有利于南中也。然袁左右无可使者，既知南中属意于唐，终任之为议和代表。

　　其时，袁以一身总北方之全局，南中则同盟会外地方人士，并参政事。同盟会中，孙、黄以次，又不无同异之嫌。发言盈庭，多所参综，难期制胜。先公因商之宋、章、张、汤、熊等，组设政党。凡国人之主张共和及统一建国者，不问其南北新旧，有无党籍，率可入会。众谋佥同，孙、黄等亦以为然，不日遂成立统一党，地方人士以外，同盟会人汪兆铭、宋教仁、章炳麟均列党籍，唐绍仪旋亦来莅。理事会中选张謇任理事长，章炳麟兼秘书长，先公兼基金监。缘是党人与地方人士水乳益融。事在辛亥十月间，较孙之于次年改组同盟会设国民党为早，实为民国第一政党，且兼容各派，共赴一鹄，直开后来政党联合阵线之先河，弥为国人所乐附。旬月以内，各省入党者数千人，先公按时往治事，迄于统一告成。政府北迁，章主党部随去，先公犹以为应暂留上海，徐觇其后，格于众议而罢，遂立辞基金监及理事职，不更问党事。既而章受拘禁，统一党为袁操纵，改共和党，而沿为进步党，颇与国民党相齮龁，且有附袁之嫌，诚出先公意料之所不及，且非所忍闻矣。

　　初，北方虽主和议，犹定在武汉开会。先公以武汉军事未已，坚持不可。又密告唐，非来沪开会即罢其议。孙、黄并以为然，袁卒屈允。唐尚自汉口水道来沪，假寓英商卜内门经理李德立家。李迎之于江干，先公未往，唐倚舷频以为问，无应者。其夕即来惜阴堂深谈，即席定以共和政体为鹄的，谓来日所议，仅斡成此局之步骤耳。翌日，先公约孙、黄来惜阴堂晤唐。孙、唐同乡里，彼此一见，以乡音倾盖，握手称中山，似故交。黄为湘人，则微示礼数，称克强先生。此后，不三五日而一晤，尽掬肺腑，其有不容直率倾吐者，即先公为转达唐。之于名分为清廷代表，一切自不能不于议席有所争持。然阴主共和，谋之至笃，孙、黄咸相敬佩，未尝目之为敌军代表也。

　　方唐之南来也，南中尚未指派代表。黎元洪以为事发于武昌，应由鄂主和议。民党亦众论不一。尤以唐为清廷显宦，政学前辈，必当择地望相符者与之抗手。久久始物色粤人曾驻美钦差之伍廷芳任之。伍休官居沪，素不问革命事，亦不与党人通声气。而陈其美一日径投刺造访，请出任南方议和代表。伍不识陈，却之再三，陈竟长跪以求。伍感其诚，始允就任。伍居与惜阴堂不远，后辄来晤，为先公面述者如此。逮部署就绪，已定翌日假英租界市政厅开会矣。伍忽念及代表尚未证书，焦迫无计，立移先公函请速发给，备开会时审验之用。先公固不预琐事，得函大以为异，然不能不立为转达，且促缮发，次日始克持赴会场。伍尝就李鸿章幕府，官于北洋，与唐亦旧好也。和议数开，舍双方停战限期以外，凡国体争持及人民投票诸端，均无成就。袁尤遇事挑剔，以求信于清廷，南中则声势日宏，山、陕光复，而实力犹患不充，袁已熟审言战言和之举足轻重也，则益上下其间，便行其私，终免唐之代表，亲负和议全责，而展转示南中，倘属以总统之任，自当翌赞共和，缔措新局。南中时正困于偏安，绌于饷械，百不得已，亦仅有先树政体，再图其次。至袁之异志，人所共见，则冀纳之于宪法之中，因之南京临时国会先制约法，继以孙宣言让贤，选袁为首任正式大总统。约法定责任内阁制，总统无施政之权，且移都南京，袁南下就职，又应以党人为首任内阁总理，袁初勿之允，几在惜阴堂辩论调处，终以唐绍仪加入国民党为内阁总理，粗偿南北之愿，事始克谐。兹议既决，袁遂致力共和，坐遣北洋军人纷电奉请逊位。又饰词动隆裕太后执政王，清廷知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终承受优待条件，于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即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下诏逊位。荡涤五千年专制之瑕秽，计距武昌举义，甫百有余日耳。

　　方大计既决也，南中计日俟逊位诏书，期释重负，而期之殊不可得。或以为事有中变亦。一日，先公忽有所悟，语张謇曰：明诏未颁，恐京师无大手笔足了此案，君试拟为之。张初笑谢，以为不可，终于着笔，就其案头八行横笺，不具首尾，书数百字，文甚朴雅。先公以为可用，亟电京师，不出所料，北方前拟数诏，均不中体，袁正患无策，得之大事称许，一字不易，仅加由袁世凯办理一语颁行之。方集议朝堂，加此语时，金以袁此日犹为清臣，不宜用请字。来日既为国家元首，应存谦又不宜用命字，踌躇良久，忽有人脱口而出，谓由字宁不适用耶。群相俯首，以为千金国门，信无可易。又以张称言及皇帝长享优游之福，亲见郅治之告成而止，语气似不完整，于是复有人增岂不懿欤一语为虚结，雍荣宏肆，神理具足，通人之笔，询可称已。诏下之日，陈其美适来惜阴堂，逐句朗读至商辍于途，农士露于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诸语，叹息至再，曰：亦可伤矣。陈素以骁悍者，感于张文，弥存矜悯，先公每谓其亦谨愿之流耶。张手稿存惜阴堂有年，某年《申报》国庆增刊，属余记辛亥事，因影印以存其真，惟张谱失载其事。至孝若、刘垣载传，始揭出之。先公尝语张曰：朝廷养士三百年，君以文士，策名状头，固不当善为之词，以酬特达之知耶。胡汉民初不知其事，以为别出他手。至孝若传记及影印本出，始爽然自愧失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