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凤昌乃是民国诞生的推手(2)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从现存的材料看来，赵凤昌于武昌起义后即主张不保清廷保将来中国。10月15日，消息传到上海，作为预备立宪公会的一员，他邀请江浙立宪首领雷奋、沈恩孚、杨廷栋和同盟会员黄炎培等到惜阴堂会议，“商讨时局前途应付方法”。第二天，雷奋等赴苏州，会合从武汉赶回的张謇，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要求清廷“宣定宪法，开国会”的奏折。此后半月中，张謇两次到沪，均下榻惜阴堂。虽然，赵凤昌参与了以张謇为首的江浙立宪党人在武昌起义后进行的一系列上疏，请求更改皇族内阁，宣布立宪，收回人心以逐步平息各地的起义风潮，但赵凤昌与张謇等相比，似乎更为激进。由于有帝党分子的背景，君臣伦理观念的熏陶，张謇在感情上与清廷藕断丝连，他希望实行立宪，以旧体制的变革来弭武昌之乱。而赵凤昌却有所不同。自1893年被逐出政治旋涡，赵对清廷已无官守，无言责，他息影惜阴堂，虽政治热情不减，但对满清无感情。在5月份清廷成立皇族内阁时，赵凤昌已“断言清廷之无可属望，谋国必出他途以制胜矣”。10月27日的二份电报更可以看出他对武昌起义的认同。自举义后不久，因四川保路运动的进一步扩大，清廷于10月26日(九月初五)下诏革去盛宣怀职务，永不叙用，同时又以与盛有宿怨的袁党人唐绍仪为邮传大臣。赵闻讯后，第二天(10月27日)即电在天津的旧友唐绍仪云：“大事计旦夕即定，公宜缓到任，如到任，宫廷闻警迁避时，公须对付各使，杜其狡谋，以保将来中国。”同日，又电外务部尚书、当年张之洞幕中的密友梁敦彦(梁任张之洞的洋文案，1889年张之洞移督湖广，调广东属员五人自随，赵、梁在内)云：“文明大举，大势已成，计旦夕即定。公切勿回京，宜在外阻外兵来华，并设法借他国阻止日本行动，以保将来中国。与公至交，据实密达。”上述二电言辞中可看出赵风昌对武昌举义的好感，且对形势的发展和清廷的垮台充满希望。

　　辛亥前赵已与革命党人有往来。1907年因梁兰泉的介绍，他曾与广西旧同僚陆荣廷的幕友陈炳琨一起结识革命党人胡汉民。另一方面，从11月10日东三省盐运使熊希龄于北方的来电中，也可以看出赵凤昌有更深一层的考虑。“所虑者，各省虽皆宣告独立，然均属响应，实未能有一统一机关。存亡绝续之交，必须组织临时政府，方得外交团承认。……东三省本国家之附属品，有连带之影响，国家政府无论为新为旧，而东三省均视之以卜安危，倘旧政府已覆，新政府月余未立，东省则无辞以抵制两强，殊危险也。”无论是财政、外交及防止日、俄对东北的觊觎，组织临时政府，统一革命力量均属势在必行。11月12日，赵凤昌与张謇等人发起，邀请已独立各省咨议局代表和部分革命党人在上海方斜路江苏教育总会召开了临时政府筹备会议，决定成立“全国会议团”，以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为宗旨，采用共和政体。拟暂时公认武昌为中华民国新政府，并公认上海为临时外交政府之所在地。13日，赵凤昌等人在《时报》上发表了致革命党人公开信，要求约定时刻、地点，进行面谈。沪军都督当天就作了回音，赞同赵等提出的建议。11月15日，全国会议团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名称在沪成立。上述举措使江浙立宪党人在促使南方整合中，在上海占了优势地位。稍后，赵凤昌还和汤寿潜、程德全、陈其美诸人一起会议，制定国旗为五色，以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得到各省的赞同，经临时参议院议决，定为国旗。据赵外孙杨小佛老人回忆，在赵晚年的惜阴堂厅里，仍有五色旗插在花瓶中，可见老人对此的眷念。

　　辛亥革命时期，赵凤昌与南北双方的联络都十分密切。在筹备临时政府的时候，赵曾提出过一个联络袁世凯共同倒清廷的方案。赵的妻弟洪述祖当时任袁世凯亲信赵秉钧的幕僚。他常通过洪述祖与袁联系。10月底，洪述祖根据赵凤昌的授意，拟就一份以隆裕太后名义颁发的诏书，内容提到“朝廷弭兵安民，所议宪法，但求中国土地人民多所保全，无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余与皇帝均乐观厥成。”11月18日，在袁内阁组成的第二天，该草诏经袁赞同后，由唐绍仪转交甫卸任的前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奕劻与摄政王载沣商议后，第二天推翻了这份草诏，说恐怕国民专要共和。11月21日，洪述祖密电告赵凤昌，述及此事，并言袁世凯“即以此宗旨奏请施行，倘不允，以去就争之。”电中还提到了“事机千载一逢，南中切勿松动，惟到沪议员，殊难其人。以少川来，南中人愿否？”文中明白道出了袁用南方革命胁迫清廷退位，同时也点出了五天前袁世凯组阁，原定唐绍仪任邮传大臣，后以唐别有策划，用杨士琦署理邮传大臣的用心。

  　12月7日，清廷在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双重压力下，派出了以唐绍仪为首的议和代表团。第二天，唐绍仪即致赵凤昌电云：“明日赴汉口开议，请公约东南人望如张季老、汤蛰老赴汉会议为幸。”以唐为首的和谈代表一行12月9日到汉口。当日，黎元洪即以南方临时政府首脑的名义电请伍廷芳前来议和。显然，他是想把南北和谈的主动权控制在武昌。对此，上海集团自然不愿和谈的主动权落入武昌。赵凤昌肯定与张謇、伍廷芳及黄兴等革命党人进行紧急磋商。12月10日，赵、张分别电唐：“伍秩老与张、汤二公均不能远行，公到汉无可与议，请公径来沪上。”“伍不能赴鄂讨论大局，以公来沪为宜。”同日，伍廷芳也电黎元洪：“各省留沪代表未许廷芳一日远离，恳即转致唐公，速来沪上共同谈判。”此外，他们还由伍廷芳出面致函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法磊斯(Fraser)云：“……因为上海方面许许多多的朋友都请我不要离开此地，二则因为上海有很多任务需要我的注意。……贵总领事倘愿以电报敦促贵国公使，由其商请袁世凯，要袁对唐绍仪发出指示，令其前来上海与我等商谈，将不胜感激。”这样，通过英国公使朱尔典(Jordan)的请求，袁世凯命令唐一行到上海开议。上海方面又掌握了和谈的主动权。12月17日，北方代表团到达上海。他们的下榻处显然考虑到以赵凤昌、伍廷芒为枢纽，与江浙立宪派及革命党人私下沟通的方便。唐绍仪住戈登路(江宁路)英商李德立(Little)的寓所，其余代表住静安寺路(南京西路)的沧州饭店。这二处离赵凤昌南阳路的惜阴堂与伍廷芳戈登路的观渡庐均不过数百米之遥。

　　当日晚，伍廷芳有函致赵云：“顷唐使来拜，已约明日两打钟在小菜场议事厅开议。全权文凭，乞明日午前掷下为祷。又黄公衔似可添代大总统字样。”伍代表南方政府的全权文凭及黄兴要以代大总统衔的具文都由赵凤昌出具，可见赵在当时南北双方心目中的地位。第二天上午，赵便约黄兴与唐绍仪在惜阴堂相见。南北议和也于当天在英租界市政厅(南京路西藏路口)开议。从18日到31日，南北双方共进行了五次公开会议，讨论了停战、国体及召开国民会议诸问题。但这只是桌面上的例行公事。南北两方真正的政治交易是在赵凤昌的惜阴堂中进行的。

　　据当时人回忆，“这次议和是个大烟幕，有关会议情况的电报，白天打出去的和晚上打出去的完全不同。重要的问题是在夜里谈，清帝退位问题，退位后谁来的问题。外国承认问题等等。“所有和议中主张及致北方电，俱是夜间在赵寓双方商洽。”“议和时，洪述祖常至凤昌家中，效奔走之劳。”在议和过程中每星期当中总有一天或两天，程德全、汤寿潜、张謇、汪兆铭、陈其美等在赵家聚谈。”“伍廷芳名义上是南方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见的，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

 　   12月26日，孙中山到上海的第二天，即赴惜阴堂与赵凤昌会面，征询对当前时局的看法。赵“遂一一陈述沪汉情事”。其后孙中山多次就商于赵。就酝酿成立南京临时政府，赵也向孙、黄建议：“建府开基，即须兼纳众流，更当克副民望。”在他的推荐下，张謇、程德全、汤寿潜等立宪党人被邀进临时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