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诚评传(2)(5)
辛亥革命网 2013-02-05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余品绶 查看:
辛亥革命博物馆展品:“在东京参加同盟会的湖北人”手稿 余品绶摄
八 余诚最后的岁月
余诚至总部时,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先生已先后离日。东京的同志急欲加强党的组织,见余诚到来,非常高兴,仍由他担任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的职务,并襄助总部工作。在经费极度困难时,余诚和章太炎先生等人极力筹划,从而维持了《民报》的出刊。直至一九〇八年秋,日本当局应满清政府的要求,禁止其发行,才被迫停刊。一九〇七年冬,余诚还兼任了《河南》杂志的主笔(之一)。
冯鸣、王亚明在《建国前河南新闻事业发展概述》中写道:
“为本时期河南新闻事业在一片灰暗的底片上增添光彩的,是由河南人在日本东京创办的《河南》杂志。…《河南》杂志为同盟会河南支部机关报,主要编辑人员都是同盟会会员,张仲端任总经理,刘积学任总编辑,对外公开编辑兼发行人署名为武人。担任编辑工作的还有余诚、潘印佛、曾昭文、王传琳、陈伯昂(庆明)、李炯斋等。…《河南》先后出版十期,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十一日被日本当局查封。总经理张仲端被拘留,并停发其留学官费。《河南》第十期未及发行即被日本警署抄收,因而现在看到的只有九期。”
余诚在这两年中广泛阅读经日文翻译的西欧书籍,为报刊撰稿,讨论国事,与保皇党人笔战。他带病工作,致使肺痨日渐加重。
1909年秋冬,总部同志见余诚的肺病越来越严重,亟需治疗和修养,于是便派陈子静、李四光等人护送回国,余诚的胞兄敬堂特地去上海相迎,余祖言也专程从麻城赶至武昌,兄弟们相聚于雄楚楼余子存的家中。武汉的革命党人得知“余仲勉”又回来了,“每日都有很多同志来寓访问”(品绶案:注意,是“每日”,是“很多”!),余诚的精神也为之大振。得悉“军中已有同志多人”,更是高兴万分!竟然忘却了重病在身(武汉的严冬季节,对于患有肺痨晚期的病人,该是何等的难受啊!),令詹大悲、蒋翊武、梁维亚、余万卿等人分头密约同志们在武昌蛇山抱冰堂集会,余诚亲临讲话,“闻者大为兴奋”!
辛亥革命志士温楚珩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况,写道:“又有余诚字简斋者,曾中清朝副榜,自费留学日本,系同盟会中坚分子兼湖北支部部长,萍乡之役,曾回国参加,失败后,又逃亡日本。余家境清寒,无法接济费用,又以身体多病,不能长住日本,乃因温楚珩返国之便,借其川资同行返鄂,住武昌雄楚楼某号亲戚家。因识詹大悲,始悉军中已有同志多人,遂由詹介绍召集开会。余在会上演说同盟会组织原委及革命宗旨,并指出同盟会中都是当时知名人物。闻者大为兴奋,每日都有很多同志来寓访问,因此,军中革命组织更加发展。”(《辛亥革命实践记》)
由此可知,一九〇九年的革命形势,显然又是在向前迅速地发展了。特别是革命党人在军中的力量大为加强,组织更为严密系统,为辛亥武装起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又有卢智泉和温楚珩的文章,关于余诚这时的工作,回忆就更详细了:“同盟会鄂省负责人余诚(字简斋,麻城县人)由日本回到武汉,住雄楚楼街,同来的有温楚珩(北京人),稍后回来的又有同盟会员黄侃(字季刚,蕲春县人)。…詹(大悲)来省后,见闻日广,革命思想益加发展;闻知余、黄、温等均自日本归来,即以自我介绍函约晤谈。此后詹并邀约军、学两界同志多人,不时到余处聚会,由余诚等告知同盟会组织之缘起及其情况,并言此次回国任务就是宣传同盟会纲领,启发人们的革命思想,希望大家结成团体,共同进行革命,听者甚为鼓舞。自此以后,詹陆续介绍的同志甚多,其中比较优秀的,在学界有黄梅县人宛思演、梅宝玑,黄冈县人熊继贞(字子贞,又名十力),蕲春县人李翊东(字西屏)、陈屯(字冕亚)、张浩(字东屏);在军界中有黄陂县人蔡济民(字幼襄)、吴醒汉、潘康时(字怡如),京山人王守愚(字玄奕),湖南人龚霞初、唐牺支、杨王鹏(字子鬯)、刘尧澂、蒋翊武、鈡琦,贵州人王宪章等。此后这些同志均成为军学两界的重要领导人物。”(《记詹大悲办〈大江报〉和汉口军政府》)
只有当我们仔细地阅读、仔细地思考了这些文献,并且逐步地熟悉了这些后来在武昌起义宏伟的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们如雷贯耳的大名时,我们才会清楚地认识到,作为辛亥革命先驱者的余诚,此时此刻的工作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余诚,这位笃实君子,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完全是在“忘了命地”干革命!
余诚于1910年1月上旬离开武汉回麻城,路经团风镇停留了一天,即使这么短暂的路过,他还专门在“二记”车行里会见了团风和黄州的部分革命同志,勉励同志们坚毅前行,务使革命成功。这是余诚生前见到的最后一批革命同志了,而同志们心里更明白,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余诚同志了……
恶劣的气候、繁忙的工作、贫困的家境,使余诚的病情急剧恶化。回到余家冲没几天,1910年2月5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日)晚,余诚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