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诚评传（2）(2)
辛亥革命网 2013-02-05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余品绶 查看：
张难先（1945年）：《余诚传》（节录）
秋萍醴军兴，胡瑛等奉 总理命来鄂，谋响应。（余）诚、静庵、瑛方聚而规画，为无赖郭尧阶所悉，告密于巡警道冯启钧，导捕瑛、静庵。诚、瑛正在汉口名利栈计事，郭见诚在，以手式示意，诚走，捕瑛渡江系警道署。诚既幸脱，始知郭已变节充暗探，愤欲死，谋募死士刺郭，劫瑛等于狱。风声日急，诚从父子敦、友屈竞存等促走避，乃亡申。先是郭隶籍本党，胡瑛、宋教仁等俱与之善。归国后，预闻日知会秘密。后因浪漫，暗中变节，诚与静庵、瑛俱不知也。诚至沪，沪上党人，以诚与瑛同在一处，何以一捕一免，甚疑诚，几无以自明。盖诚至性感人，素为郭所敬惮，捕瑛时，见诚在，良心不安，故示意避之。彼时诚以郭有所见而关注同志，初未疑即捕瑛之人也。久之事实传沪上，诚之心迹始明。
张难先（1961年）：《为五十六年前的一笔历史账答客问》（节录）
他（佩鸿案：即郭尧阶）先于十一月廿三日晚在汉阳拿获朱、梁二人，接着又于廿四日借刘小霖请客作圈套，在汉口名利栈宴请胡瑛。敬酒时，郭贼一声暗号，十几个便衣队一拥而上，持枪将胡瑛逮住，送到武昌交与冯启钧。
经过比对，不难看出关于余诚“幸脱”的细节，《仲勉传》与《余诚传》的记述颇为相左；而《答客问》竟又与《余诚传》不一致。
余祖言《仲勉传》：“越数日，往名利栈，见警兵数人扶胡经武出。归寓言状……”
张难先《余诚传》：“诚、瑛正在汉口名利栈计事，郭见诚在，以手式示意，诚走，捕瑛……”
张难先《答客问》：“在汉口名利栈宴请胡瑛。敬酒时，郭贼一声暗号……将胡瑛逮住……”
（另，范鸿勋的回忆录《日知会》中的记述与张难先的《答客问》相同：“刘小霖设宴于胡瑛所住的名利栈，胡被捕。”）
以上记述，似可归纳为“计事”与“设宴”两说：
“计事说”——余诚和胡瑛先就已经在名利栈里面“计事”了，郭贼的抓捕行动是在余、胡正在“计事”的过程中开始的（故后有“手式示意”等动作）。
“设宴说”——“敬酒时……将胡瑛逮住”在先，余诚“往名利栈”在后（故有“见警兵数人”云云）。
显然，这两种说法的区别和后果，是非常不一样的。
而这种“不一样”，又是非常重要的。
当年发生的那一幕，作为客观事实的存在，只能有一种可能性，这是毫无疑问的。
问题是，我们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目击者，事情又隔了一百多年，今天我们应该怎样来鉴别这两种说法、怎样来确定“谁是谁非”呢？
须知，余祖言的《志士余仲勉传》写得很早（1912年），距余诚去世仅仅两年，余祖言后来“删其蕪”，也远在1922年，且经“日知会案”的当事人吴寿田（崑）（1882—1942）以及刘子通（1885—1924）、曾唯生（1874—1934）、周章武（1884—1947）、张泰湘等诸位同时期的战（朋）友遞相传阅，一再“来索”，更被刘子通先生叹为“简洁不可易也！”因此，余祖言的《志士余仲勉传》的可信度不可谓不高。
然则，张难先的《余诚传》和《答客问》，虽然成篇很晚，但如果读过张难先所写的《湖北革命知之録·自序》，你就不能不为其严肃的态度、严谨的方法所深深感服。因此，张难先的《余诚传》和《答客问》的可信度，同样地不可谓不高。
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本着负责任的精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计事”和“设宴”两说，应当并存而不可随意偏废。
至于将来是否会有新的确凿材料被发现，以供后贤探微镜机，确定出那“唯一的可能”，我们现在无法知晓。
日知会虽然无形之中解散了，湖北的革命运动也暂时进入了一段低潮时期，然而湖北的革命党人并没有屈服，日知会会员欧阳瑞骅（1879—1944）在《武昌日知会纪念碑》碑文中写道：“顾吾党不以此稍挫其志，立会集社，赓续不绝，浸淫漫衍，推而弥广，其蒂愈固。逮辛亥八月，乃蒇全功。故日知会者，武昌革命之源泉也。” 历史事实证明，这些论断都是非常正确的。
“日知会案”发生后，清南洋大臣端方侦知余诚在革命党内职任“湖北总分统”，且能制五种炸药，现仍藏匿国内进行活动，于是悬赏五千银圆追捕余诚，“捕益急，（余诚）乃易服走上海，投公学。”并在上海某照相馆拍下了那张身着和服、拄杖携犬的照片。
这张照片太有“名气”了。举凡书籍报刊、博物馆展览馆、宣传资料等介绍余诚时所附的照片，全都是这张。
——因为只有这张照片是唯一被公开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