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成辛亥革命实录

辛亥革命网 2021-05-17 15:32 来源: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 作者:阎有泉 柳长刚 查看:

为缅怀荣成辛亥革命先烈,最近我们根据辛亥革命烈士家属李绍、李绦等在民国元年提出的诉《状》和李穆斋的《遭险纪略》,以及张济人老先生于1961年回顾撰写的《辛亥革命实录》等资料,综合整理成文。

  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之际,为缅怀荣成辛亥革命先烈,最近我们根据辛亥革命烈士家属李绍、李绦等在民国元年(1912年)提出的诉《状》和死而复生幸免遇难者李穆斋的《遭险纪略》,以及亲历荣成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员张济人老先生于1961年回顾撰写的《辛亥革命实录》等资料,经查阅历史档案,多方考证核实,综合整理成文,以飨读者,祈请知情者赐教补正。

  革命的曙光

  清朝末年,政治腐败,帝国主义入侵,内忧外患,民不聊生。1911年月10日10日,武昌举义,全国响应。同年11月12日,烟台起义成功,组成临时军政府。次日山东又宣布独立。这时登州知府孙熙泽秉承山东都督孙宝琦的旨意,通电所辖各县独立。荣成知县刘文炳则不为所动。于是荣成境内革命党人,便推举劝学所所长曲璜(字渭纶,清贡生),以考察教育为名,赴济南探听虚实。曲璜抵济后,借住鞠思敏处(字承颖,荣成城山卫人,同盟会会员),不期与同仁刘培源相遇。此时山东已取消独立,清廷新委任巡抚张广建,巡警道吴炳湘上任,大肆逮捕革命党人,镇压革命,济南形势十分险恶,烟台便成为山东革命中心。因此,鞠思敏、曲璜、刘培源一起离开济南,经烟台返荣成。在烟台又遇见由东北返乡的李慕堂(字子孺,夏庄镇同家庄人)。李在荣成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员时,就与曲璜、鞠思敏相识,因在集贤寺庙会上劝学时鼓吹革命,主张共和,为反对派所不容,流亡东北。在东北又受辛亥革命志士熊成基的影响,推翻清廷的意志更加坚强。当听到山东独立消息后,立即动身返回故里,投身革命,在烟台巧遇鞠、曲、刘三人。他们在烟台共谋光复荣成事宜,认为必须以革命武装为后盾。于是四人去谒见山东军政府(驻烟台)暂代都督杜潜,陈述己见。杜潜赞同并表明将派左雨农为招抚使,率兵光复文登后东去荣成,让四人速回荣成,筹划光复事宜。

  他们分四路回到各自家乡城厢、埠柳、夏庄一带活动。这次发动不仅教育界,还有长工、农民、县议员及旧军人等。刘培源回到城厢马山寨村(位于县城南四公里),利用他素日在乡村里的声望,征收了毛瑟枪10余支,召集亲友六七人。曲璜回埠柳后,先与好友张映勋(字伯仁,国民议员,隆峰村人)商量,后又联络曲心斋、梁延年、姚筱珊等七八人。

  1912年1月18日,左雨农率军协助革命党人丛琯珠等攻克清县署,成立文登县军政府。然后挥师东上,路经荣成荫子夼时,夜宿姚广和堂,劝捐白银3万两,充作光复荣成之需及军饷。商号广和堂虚与委蛇,从而为复辟埋下伏线。

  同年1月29日,左雨农直逼荣成县城。刘培源、曲璜、鞠思敏、张映勋等立即约集学界人士及乡众五六十人,分两路进袭县城,挥旗呐喊:“开城不杀……同胞们,开城呀!”城里只放了三四枪后,即悄无声响,相持约一小时,天将明,城门忽然开了一道缝(砸锁开城门的两个人是鞠思敏派的),左雨农、刘培源率军举枪挥刀,潮水般的涌进城里。这时城里住户鸦雀无声,革命军一路未遇抵抗,兵不血刃,直捣旧县署,知县刘文炳、守城千总张殿甲及清兵,早已吓得亡魂丧胆,闻风而逃,少数年老者,留署坐守,表示欢迎。革命军进入县署后,成立了“荣成军政府”。并推举出各部门负责人:

  民政长:刘培源(字监清,荣成县马山寨村人,清廪生,山东优级师范毕业,登州中学堂监督)。

  司法科长:曲璜(字渭纶,荣成埠柳凤头村人,清贡生,高等小学堂教师)。

  军事科长:姜炳奎(字星五,荣成双榜泊村人,清监生,绅董,小学监督)。

  教育科长:张瑞三(字俊来,荣成崖头人,清拔贡,中学教员)。

  总务科长:陈荩忱(字德增,荣成沽泊村人,清增生,县立宾兴学堂监督)。

  教育科员:张寿溱(字济人,荣成大水泊村人,清赠廪生,登州中学堂学生)。

  总务科员:李鸿炳(字宣亭,清附生)。

  还有李仁山、王畹芗等均分配在上列各科服务(未到),鞠思敏、梁延年、李慕斋、肖兰舟、姚筱珊等均在乡区工作。

  荣成军政府成立后,工作很快就绪,以刘培源、曲璜为首,军政府刷新政治,审理积案,豁免苛捐杂税,兴办公益事业。

  反革命复辟

  荣成军政府成立后,对反对民主共和的顽固势力没有采取强有力的镇压措施;左雨农率领革命军撤回烟台后,新政府没有及时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对原有的城守清兵,不加甄别地全部接收下来,作为新政府的卫兵;更没有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动摇或削弱封建经济势力的基础。这就为反革命复辟留下了可乘之机。

  左雨农返回烟台后,清知县刘文炳,见城内空虚,立即勾结城守千总张殿甲、原议员洪瑶光、刑房书吏袁子经等旧官吏,在劣绅周仲洪家组成地下政府一名为议事局子,与军政府分庭抗礼,密谋复辟。被勒捐的姚广和堂,虽与左雨农虚与委蛇,但不明当时形势,进退两难,为此,派姚长顺到烟台探听虚实,当他得知烟台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立即将荣成县军政府派去催捐的姚学海、张正己扣留,并派人进城与刘文炳、张殿甲勾结。1912年2月8日文登县发生反革命复辟,无疑给刘文炳、张殿甲等注射了强心剂,他们连夜开会密谋,于次日派袁子经、李青山到广和堂游说,广和堂主事人姚振九同意将左雨农勒捐的白银3万两拿出来,充作复辟经费,并派窑头戴四用银钱收买四乡乡民,实行反革命复辟,而军政府卫队,则由张殿甲负责瓦解和收买。

  1912年2月11日,荣成军政府成立不到半月,一场反革命复辟爆发了。以刘文炳为首的复辟势力,重金收买戴四、刘忠海等亡命之徒。首先在大山口村招收众匪,途经隆峰村、同家庄、杏黄口等数十个村。他们每经一村,见了剪发者就抓,并大肆辱骂革命党人是“秃子”(剪去头上的发辫);“秃子尾巴长不了”;“不杀秃子天下会大乱”;“谁如不进城就焚起全村”……。在刘忠海和戴四的胁迫和煽动下,荒僻村落里的少数愚民被煽动起来了,多数乡民不知其所以然,只以情势汹汹不敢违抗,胁迫相从。他们扛起棍棒、锨镢,操起了打猎的火枪,从四面八方集结了3000多人,于下午5时包围了县城。当复辟势力兵临城下,形势十分危急的时候,民政长刘培源立即召集驻城委员,商讨对策。许多委员见为时已晚,请求民政长刘培源立即出走,躲避锋芒,以图后谋。刘培源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高风亮节,泰然自若地对大家说:“余受众托,守土有责,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焉可避之!且地方秩序紊乱,持何以自安?请君各其努力,勿以余为念。”始终坚守在民政长的岗位上。不一会,城门大开,亡命匪徒冲进县府,将民政长刘培源,司法长曲璜等人当场抓获,用粗铁条穿透双手,再用铁钳子拧成死扣子,鲜血染红了地面,惨不忍睹。紧接着匪首又是一声令下,开始了所谓抓“秃子”。这时整个城里大街小巷,一片吆喝声,喊抓声。一个没有辫子尾巴的无辜群众被抓,亦遭铁条穿手的酷刑,关押狱中。第二天(即2月12日)下午4时,将刘培源等22名革命党人与无辜群众,绑赴西门外小地处就刑,除李穆斋死而复生走脱外,其余21人全部遇害。

  光复荣成

  刚刚成立的军政府被反革命复辟势力吞噬后,全县掀起了一股所谓捉“秃子”的浪潮。当时凡是入过新学堂,念过新书的“洋学生”都有被抓的可能,人心惶惶,一片白色恐怖。这时参加光复荣成幸免于难的张济人、李鸿炳、谷锡伍、曲心斋等七八个人,先后陆续逃到英租界管辖的桥头集境内,得到英国驻威海卫总督庄士敦(英国著名汉学家)的默许和通译官夏俊卿的照顾,饮食无缺,秘密活动。李云亭之子李献廷原在威海经商,经他介绍在一个歌女孙爱荣家密议收复失城之策。议定派李云亭、刘万令(刘培源的胞兄)乔装商人,乘英国商船到烟台,向山东都督胡瑛请兵剿匪,以挽危局。胡瑛当即委派左雨农、刘熙荣率一营的兵力,由陆地经牟平、文登、荣成各县进行剿匪清乡工作。3月2日,左、刘指挥部队围剿荣成复辟势力,匪未抵抗即弃城南逃,荣成再次光复。3月6日胡瑛委派杜紫庭(山东潍县人,清附生,同盟会员)为荣成县民政长(后改为县长),于从周为秘书;司法科长:徐××;教育科长:张瑞三,科员:张济人。

  杜紫庭就任后,加强了防卫和对反革命复辟势力的镇压,留兵一连,由连长李曜亭驻守县城。营长左雨农亲自带兵南下清乡剿匪。匪首刘文炳、张殿甲、周仲鸿、周辑五、袁子经等纷纷出逃。清乡工作进行得顺利,光复县城不到一个月,就将匪伙的根据地荫子夼、崖头集等处的匪徒肃清,唯有距县城120里的南乡第六区,还有戴四他们从各处汇合的一股匪徒,武器较锐,不但有毛瑟枪,还有不少新式快枪,匪众也较强悍,内有旧军队退伍的官兵参加指挥,经常骚扰乡里。1912年4月8日,文登复辟人物邴长发、姜和等窜来与戴四等汇集了1000余匪徒,高居峨石山头(现属王连镇前峨石东),三面架设大炮,“抬杆”四五尊,自早晨7点开始,不断向双榜村轰击。该村驻有队官黄秉荣带领的革命军30余人,只有快枪、炸弹,没有炮。在敌众我寡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我革命军一面利用峨石山东坡松、柞树林,每相隔10多步就扎一个假人,戴军帽、穿军衣,作为“疑兵”,迷惑敌人;一面则将队伍隐藏在沟里、草丘上,严密监视敌人,有时也还击几枪,阻敌下山。另由张济人起草修函三封,分别派人南送石禹,北送滕家,西送黄山驻军,请求火速派兵,围剿悍匪。我军的草人疑兵,还真的起了作用,匪徒未敢贸然下山,只是“乒乓!乒乓!”地乱放枪,打炮,没有击中要害。相持至日西,双方阵地仍没有变动,直到太阳落山时,石禹姜星五带领联庄会援军开到山南,北面滕家援军,西面文登县黄山集友军都先后开到匪军外围,四面围攻。匪不能支,匪炮火也一个个起了火,匪徒象热锅上的蚂蚁,山上山下乱爬,渐渐地枪不响了,人无影了,弃尸百余具,重伤50多,生获3名,多数匪徒溃散逃窜了。我军轻伤五六人,无有牺牲,只有寨前于家村的于连基父子(即参加光复文登于钟岱的叔父叔弟),被匪徒虏到村西树林下乱刀砍死,惨不忍睹。

  峨石山剿匪胜利后,匪首戴四、李青生、周辑五(周仲鸿之子)陆续被拿获,袁子经潜逃到日本租借军港大连匿居。经烈士的家属刘培源的胞兄刘万令多方协同查访,得知下落,经荣成县政府呈请山东都督府出面,多次与大连日本当局交涉,认定袁子经匪伙是中国内政上的盗匪(属于刑事犯罪不属于政治犯),终以刑事犯引渡给荣成县政府。1912年秋,民政长杜紫庭把袁、戴一伙匪徒先后正法,枭首示众,人心大快。匪患肃清,荣成完全光复。

  (作者阎有泉,荣成市政协文史委主任;柳长刚,荣成市政协文史委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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