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的土家族（3）(2)

　　（三）抗日战争时期手工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期间，随着汉口、长沙相继沦陷，国民党湖北省政府迁至恩施，湖南省政府撤至沅陵。土家族地区迁入的人口急剧增加，外地货物来源断绝，日用生活必需品供不应求，因而手工业获得了短暂的发展机会。

　　在各种手工业中，以纺织业和造纸业的发展最为迅速。广大农村妇女利用农闲时间纺纱，每逢赶集，携带棉纱换取棉布，除满足自己家庭使用外，剩余的还可以出售。恩施县距城四十里以内的农村，多有妇女用单式手摇机纺纱，城南、城北各乡亦有以织布为业的零星机户，其中以龙凤坝为最多。1943年，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在恩施县城北红庙设立纺织工厂，有七七式手纺织机30台，宽铁机9台，以及窄木机等，职工120余人，每月可产纱1000余斤，布近500匹。由民间集资经营的巴施麻棉纺织合作社，建立于恩施城北农村，内有铁木机、窄布矮机、七七改良纺纱机约44台，男女工人80人，月产布1300多匹。在龙凤坝由私人经营的动力弹花厂，有锯齿式弹花机2台，以水力推动，每天可弹花200多斤。这些工厂的设立，带动了农村手纺业的发展，他们除自纺纱外，还将棉纱贷给附近农村纺户，然后收回土纱，按照土纱的数量与质量给以工资。过去有些不事纺织的农村，在这些工厂的推动下，农村妇女也多习纺织。永顺县建立的织袜厂，拥有48部织袜机，产品销售到附近各县市场。

　　抗战期间，随着一些文化、教育、新闻单位迁至土家族地区，对印刷用纸的需要日益增多，促进了手工造纸业的发展。过去土家族地区农民利用农闲时间，就地取材，只能制造供油纸灯笼、油扇、包装用的土皮纸，以及供祭祀用的火纸，印刷用纸都要由外地购进。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为了出版报纸的需要，派出技术人员，利用咸丰、利川、恩施三县边境地区丰富的构皮原料，在构皮的聚集市场利川县毛坝，约集皮纸作坊主，改进技术，依照新法造纸。因此，毛坝乡的造纸业迅速发展起来，造纸作坊约200余家，其中有20余家经过改进技术，生产的产品可供印刷报纸使用，其余作坊仍制造皮纸和火纸。这些造纸作坊中，只有少数专业造纸，多数是农民在农闲时经营的副业，产量不大，一个熟练的纸匠，整天操作，只能生产3.5刀纸。1943年，永顺县由官商集资，合股经营，开办造纸厂，共筹集资金法币27万元，每股股金1000元，湖南省建设厅和永顺县政府各出90股，其余90股由民间集资。此外，铁质农具制造、印染、碾米等手工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但是，各种手工行业的发展好景不长，抗战结束后，在国民党统治的摧残下，大都被迫停产。恩施县原有100多架织布机，到新中国成立前只有二三十部还在开工。

　　（四）公路的修筑

　　国民党为了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肆意掠夺土家族地区的经济资源，抗战前后在湘、鄂、川、黔边界地带大肆修筑公路。1935年，决定修筑湘川公路后，即分段加紧施工，经过一年多时间，途经泸溪、乾城、花垣、秀山、酉阳、黔江等县，全长1390余公里的湘川公路建成，在鄂西地区，由巴东经恩施至来凤公路，沅陵绕四川至恩施等公路相继通车。

　　这些公路的修筑，不仅成为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主力部队进行围剿镇压的重要军事补给线，而且成为官僚资本掠夺土家族地区土特产品的主要运输线，给沿线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筑路剿共”的政策下，大批征调义务民工，仅湘川公路湘西段，1936年春耕大忙季节，“为顾及民艰起见”，减少工役，“乾城减为二十万工，永绥减为二十万工，保靖减为十五万工，古丈减为四万工，永顺减为十一万五千工，凤凰减为八万工，共七十八万五千工”。农忙季节征调民工数量如此之大，农闲季节更可想而知。沿线广大土家、苗、汉等族民工，不但要自带粮食、工具，承担采石、运沙、平整路基等沉重的劳役，而且经常遭受监工们的毒打。仅湘川公路因繁重劳役、工伤事故和被监工毒打致死的民工就达6000人。

　　沿途因公路夺去土地、丧失生产资料陷入贫困境地的农民，亦为数不少。国民党政府在修筑公路的幌子下，极力压低土地价格，大量征购土地，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掠夺。他们规定以每亩4元的低价，强行收买农民土地，但是，这些微薄的地价，国民党政府也长期拖欠不给，规定成为一纸空文，被公路夺去土地的农民一无所得。“‘公路成，民脂民膏尽’，这种沉痛的话，几乎响遍了沿途各县”。至于国民党通过掠夺资源得到的财富，那就更加无法统计了。

　　1947年，人民解放军李人林、王定烈部活动于鄂西，并时而进击湘西。国民党为了阻止解放军进入湘西，确保湘西“治安”，遂又以“义务劳动”的名义，大量强征民工，加紧修筑公路，企图建立湘西公路网。他们计划修筑永绥（今花垣）至永顺、慈利至大庸、大庸至永顺、慈利至桑植、永顺至桑植、永顺至龙山等线路，这些公路有的在民工日夜赶修下已经建成，有的因人民解放军的神速进军而被迫放弃。

　　湘鄂川黔边境公路的修建，虽然在当时对国民党的统治有利，但客观上也促进了这一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并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家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五）土地集中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以及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人民敲骨吸髓，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榨剥削也日益加强。地主阶级趁农村经济日渐破产，大肆购买和兼并土地，使大量土地逐渐集中在地主手中。在土家族地区，一般占农村总人口5%～7%左右的地主，占有全部土地的40%～50%，有的地区竟高达70%左右。咸丰县黄金洞占总人口1.06%的地主，占有63%的土地。龙山县苗市乡第二村的7户地主，占该村总田数的77%，山土的53%。有些大地主的土地横跨两三县，古丈县伪县长张平兼并抢掠的土地达1万余亩。恩施县新塘的大地主冯玉池，所占土地跨恩施、宣恩、鹤峰3县，有60多个庄户；白梁的大地主邓廉溪，占有的土地跨恩施、利川两县。来风县被称为“黄铁脑壳”的大地主，占有高达年收4万余担谷的良田，地跨来凤、龙山两县。地主除拥有大量良田沃土外，还占有大批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占农村人口90%左右的农民，只占土地总数的20%～30%。广大的贫雇农民被迫在山上和深谷的零星小块土地上耕作，许多已经完全丧失土地，陷于赤贫状况。地主阶级依靠拥有的大量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和压榨，广大少地或无地的贫苦农民，被迫向地主租佃土地耕种。农民租种土地首先必须向地主交纳押金，作为信用金额，否则，是难以租到土地的；即使租到土地，所负担的田租也很重。湖北五峰县称押金为上庄钱，多寡无定额；贫穷、无力交纳押金的佃户，其年纳课租较交纳租金者为重，民间称之为“庄重课轻、庄轻课重”。抗日战争前，四川租佃押金逐渐增长，比以前增加10%以上，其中川东地区的押金最重；在其他地区，佃户租地必须预先向地主交纳一年田租的60%作为押金，而在川东则需交纳80%的押金。酉阳、秀山、黔江等地无一例外。押金是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重要手段，如果农民拖欠田租，或者林木损坏，地主即从佃户交纳的押金中扣除。

　　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是收取地租，其中主要为实物地租，亦间有货币地租。实物地租有分租制和定租制两种，以分租制为主，视土地的肥瘦，确定主佃分成比例。土地贫瘠者为对半分，土地肥沃者则为六四分（地主六成，佃户四成），也有高达七三分的（地主七成，佃户三成）。定租制系根据每年收获量确定租佃双方分成比例，租额很高，一般占收获量的一半，有的占60%～70%。当币值稳定，粮食价格低落时，有的地主往往改收货币地租。

　　地主对农民除地租剥削外，还有名目繁多的额外剥削。逢年过节，遇有红白喜事，佃户必须向地主送礼；每到收获季节，地主查田和收租时，佃户必须准备酒肉进行招待；地主家需要劳务，佃户还要负担无偿劳役等。佃户如果不承担这些额外负担，就有被夺佃的危险。

　　雇工剥削也是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重要形式。丧失土地的穷苦农民，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为地主、富农当长工，打短工，以维持生计。雇工分年工、月工、日工三种。雇工的工资微薄，终年劳苦所获，仅够勉强维持自己的最低生活。龙山县多谷乡有的恶霸地主仗势欺人，长工劳动一年，非但不给工资，反而将其赶出家门，不准别家雇佣。

　　每当农业歉收和青黄不接时，广大贫苦农民被迫向地主、富农和富商借贷，忍受高利贷的剥削。“一般农民为了生存及继续耕种的一切生产费用，不能不投高资本者的途径，求其赐助。因之高利贷的活跃，在农村中异常神速而普遍，累得农民无不债台高筑”。地主放高利贷分贷钱、贷粮、贷桐油，甚至鸦片也成为借贷的内容。借贷利率极高，一般借钱加息30%，借粮加息50%，甚至还有利加利，“驴打滚”，利率高达100%以上的。高利贷的盘剥使得农民往往无法偿还，就只好“以工抵债”。龙山县苗市乡有的贫苦农民向地主借桐油20斤，利滚利，逼得给地主扛了三年长工，还抵不上利息，反而倒欠地主30斤桐油。咸丰县大村乡有的农民向地主借钱，三年后利滚利，20多担田全被地主霸占，被迫为地主当长工。

　　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剥削下，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广大贫苦农民只有锄、柴刀等简单的生产工具，耕牛、犁、耙等生产工具十分缺乏，不仅无力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因而农业产量很低，正常年景水田亩产两三百斤，山地包谷亩产百八十斤。这是封建地主所有制束缚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