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湘军援鄂，阵亡千余人，仅留下292个名字(2)

　　叁

　　守不住的汉阳：西边的屏障扁担山湘军协统刘玉堂捐躯；黄兴提出放弃武昌，夺取南京，令其他将领当场哗然

　　2011年9月，武汉扁担山。一个位于汉阳区西部的小山包，南靠龙阳湖，北面远处，汉江悠悠而下，注入长江。汉口在对岸，因汉江入长江口而得名。东边的汉阳市区，在老城墙未拆之前，是汉阳城。与扁担山排列成串的米粮山、仙女山、锅顶山、磨子山等，像一条链子，锁住了汉阳城的西面。各地似乎都习惯于流传类似的神话传说，这几处小山也被传说是所谓仙女下凡挑的米粮、磨子、锅顶。

　　反攻汉口失败，革命军退保汉阳。王隆中部守卫琴断口时相持1小时，不得已率部退出。有湖南兵对一个前往观战的日本人说，已经一天多没吃饭，肚子里空空如也，实难支持。湘军和鄂军之间也存在矛盾，湖北士兵每人发饷十元，湖南的发七元。又曾悬赏四万元让湘军夺取米良山，但他们夺取不久又丢失，没有领到赏金。闷气未消，“于是湖南兵尽速撤回武昌”。王隆中自己则说，兵败如山倒，不能再用。当时黄兴的参谋长李书诚回忆，黎元洪答应给王所部五十万元赏金，让他们开回前线，但王隆中执意不肯，竟向李书诚下跪。49标副兵目余韶回忆，11月26日晚上，王隆中部下的士兵溃散，而王本人坐在标部哭泣。散兵游勇几十人一伙，零零落落退回长沙。

　　清军进占了汉阳西边的美娘山、扁担山等屏障。在这几处小山包上，杀伐日夜不断，“弹如雨下，白刃相搏，血流成河。岗泊之间，田野草丛，尸横遍地”。11月24日夜，革命军组织敢死队，以湘军将领刘玉堂为指挥，进攻扁担山。清军的机关枪架在山顶，控制着山下。在“据战良久，前进攻击数次”后，湘军将士终于前进到了山腰，将刺刀上在了枪上。漆黑的夜里，一排排泛着寒光的刺刀冲向了山顶。刘玉堂“立杀十余人，夺炮三尊，遂克扁担山”。但他在随后清军的反击中因身中数弹，流血过多，而捐躯疆场。他也是湘军在援鄂战争中阵亡的最高级别将领。其后部队指挥无人，阵地又为清军所占。

　　扁担山等屏障失守后，汉阳城已无险可守，11月27日晚，黄兴撤到武昌，在随后的会上，指明“两湖军有歧见，湖南新旧军亦不一致”，提出放弃武昌，夺取南京。但其他将领当场哗然，纷纷责难，甚至有“出手枪以相向者”。黎元洪见势，请黄兴退出会场，第二天黄兴前往上海。

　　在保卫武汉的前后两个月内，已有湖南、江西、云南、贵州等十余省宣布独立，清廷大势已去。阳夏保卫战结束五天后，南京也告光复，它的地位比武汉更为重要，也成为中华民国的临时都城。

　　后方：长沙

　　焦达峰、陈作新遇害地：一处在今长沙青少年宫内，一处在湘春门附近 援鄂的四批湘军，只有第一批是焦达峰派出的。在王隆中部北上武昌不久，长沙发生兵变，焦达峰、陈作新遇害，立宪派的谭延闿当了都督。

　　王隆中的第一批援鄂军是以原新军第49标改编而成，49标是革命党人最多、革命力量最雄厚的军队。这支部队开走，使湖南革命党人顿时处于实力大减的状态。1911年10月31日，王隆中部出发三天后，原新军管带梅馨带领他的军队分成两路，一队至都督府（今长沙青少年宫内）杀了焦达峰，一队趋湘春门截杀了陈作新。

　　长沙附近会党“声言将毁都督府，四城竖红旗”，为焦、陈报仇。就在此时，黄兴给湖南的同盟会领导人谭人凤等来了一封长信，大意是说要安定湖南，权且维护谭延闿的威信，首要任务则是迅速出兵援鄂。

　　后来的三批援鄂湘军就是谭延闿派出的。他接受了革命党的一些主张，同湖北军政府保持了合作的关系，湘军援鄂因而得以继续。

　　出发前

　　新兵头上扎高髻绒球，胸前拖一长带，以为这是“汉官威仪”

　　援鄂湘军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原清朝的官军（新军和巡防营）、长沙起义后招募的新兵。新军当时有步兵、马队、炮队、工程、辎重各营。而其装备情况，辛亥革命前的湖南新军协统在给陆军部的报告中提到，步枪为德国造毛瑟枪，子弹为湖北造，多不合用，步兵甚至没有靶场。炮队无营房，辎重队仅有马三十匹。而且，由新军改编的王隆中部在援鄂时，只有步兵，没有其它兵种，甚至连配属的重机枪也留在了长沙。

　　辛亥起义后，士兵剪辫子，取消军帽，改成包头巾。因此，在王隆中的第一批援鄂军到达时，武昌军民看到他们“每人一支长枪，装有刺刀，身上背一把大刀。每个人都以黑布缠头，足蹬草鞋。头扎英雄结，青绉纱裹头，身着蓝色新军制服”。看上去就像戏中的黄天霸或武松，大有“还我汉家衣冠”之意。

　　那些新招募的士兵，因为枪支弹药和其他装备一时供应不上，他们参军后一无器械可执，二无军装可换，便凭想象把自己打扮一番。一时他们都头上扎着高髻绒球，胸前拖一长带，以为这种打扮便是“汉官威仪”。

　　阵亡后

　　埋葬遗体的，有“中立”的国际红十字会，也有民间的“赤十字会”

　　最初在武汉埋葬阵亡将士遗体的，是当时的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一个有外国董事参与的民间机构。它秉承的是国际红十字会的绝对中立原则，“救人宗旨不分革军（革命军、官军）”。

　　据《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记录，这个董事会仅在武汉三镇就医治伤员（包括平民）3200余人，收葬改葬尸体2200余具。在汉阳牺牲的革命军，包括援鄂湘军的阵亡将士遗体，也多由他们掩埋，后来又经民国政府改葬。也有并非“中立”的民间红十字会团体，如由女医生张竹君建立并开往武汉的“中国赤十字会”救护团中，有4名伪装的“男女医生”，通过了清军的封锁到达武汉，他们是黄兴、宋教仁、陈果夫和黄兴的妻子徐宗汉。

　　考释

　　援鄂牺牲的千余湘军将士中，姓名可考者仅292人，其余均为无名烈士，且多数葬在湖北汉阳扁担山

　　在援鄂战争中，约有千余名湘军官佐、士兵牺牲。他们可能主要葬于扁担山的“辛亥铁血将士公墓”，那是反攻汉口和汉阳保卫战中阵亡的革命军烈士墓，这正是援鄂湘军参加的两次战斗。说“可能”，是因为当时填埋阵亡将士遗体时，并未分湘军、鄂军，已让今天的我们无法辨别。

　　据公墓的碑文介绍，1913年民国政府将反攻汉口和保卫汉阳牺牲的革命军将士遗体葬于汉阳龟山脚下。1956年，因建设长江大桥，将其改葬于汉阳扁担山。分成四个大冢，上有黎元洪题写的“铁血精神鄂军起义阵亡诸烈士墓”。

　　扁担山其实是一个当代的公墓区，漫山遍野都是墓园，分成十几个区，烈士墓只是其中一小块区域，占地不过几十平方米。现在，武汉人已把扁担山作为人们最后归宿的同义语。

　　岳麓山辛亥援鄂墓：

　　1949年后长期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现仅存34块石碑为当年实物

　　除武汉扁担山公墓区，还有少数援鄂湘籍烈士遗骸被运回长沙安葬。

　　据岳麓山风景管理处胡滔滔提供的档案资料，长沙援鄂墓分为两处：一为辛亥援鄂汉阳阵亡将士公墓，位于岳麓山公园管理处办公楼后方山坡上。1912年修建，1944年重修，现残存18冢。另一处为辛亥援鄂民五护国阵亡将士公墓，为辛亥（1911年）援鄂战争和民国五年（1916年）护国战争两个时期阵亡将士公墓的集中处，位于岳麓山进山门楼前百余米处。民国初始建，1943年重修，今残存16冢。

　　两墓在1949年后长期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岳麓山风景管理处曾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了一次岳麓山墓统计，当时两公墓各有墓冢20座左右。湖南文史爱好者任大猛推断，80年代初，岳麓山开辟消防通道，有可能掩埋了一些墓冢。在这个时期，岳麓山管理处对两座墓进行了简单的整修，2005年列为市级文物后才得到保护。

　　援鄂牺牲的千余人中，姓名可考的仅有292人，其余均为无名烈士，且多数葬在湖北。在异乡伴随他们的，是满园的寂静和园外的悠悠江水。

　　参考资料：《辛亥革命目击记》，「英」埃得温·丁格尔（汉口英国传教士）著，刘丰祥等译；《辛亥革命史稿》，金冲及、胡绳武著；《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辛亥武昌首义史》冯天瑜著；《辛亥革命资料专辑》；《革命逸史》，冯自由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辛亥革命史料》；《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6册；

　　鸣谢：岳麓山风景管理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