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与共识：谈判桌上出生的民国(3)
辛亥革命网 2017-02-17 08:48 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傅国涌 查看：
12月20日，第二次开议时，唐绍仪说：“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且我共和思想尚早于君，我在美国留学，素受共和思想故也。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次日，他电致北京内阁，如不承认共和，无从开议。
12月29日，南下和议代表之一许鼎霖给赵尔巽写信：“此次议和，实误于唐大臣过于胆怯。两次开议，皆存逆来顺受之心，是以革党得步进步，不至共和不已。”他还在资政院指斥唐绍仪，“何谓议和，直是送礼而已”。恽毓鼎甚至在日记中写下“唐绍怡之通匪卖国，令人发指”。
而英文《大陆报》记者笔下的唐绍仪，“他冷静、充满人性、和蔼可亲，易于接近。当他被任命为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出席和平会议时，革命人士感到很高兴，他们认为唐绍仪是一个具有开明观点的、通情达理的、并非对革命毫无同情心的人” 。
双方各有目的，终于殊途同归
其实不是唐绍仪软弱，关键还在袁世凯的态度。这一点，12月20日第二次开议时，唐绍仪就已说破：
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转杨度代达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
12月21日，随唐南下的北方分代表范静生（源濂）在湖南共和协会欢迎宴会上说，“北方亦多赞成共和，项城尤为赞成共和。唯一国总不能有两政府，南京非建都之地，都会要以北京为宜，并说明种种理由”。
莫理循多次对人说：“袁知道唐持有共和党人的观点”，“袁世凯派唐去上海时完全清楚唐的意图，我对这点从没有过任何怀疑。” 1912年1月24日，他写信给威?伍?柔克义说：“12月里，我有几天呆在上海，那时唐绍仪宣称他坚持共和的理想。我相信袁世凯知道并准许他这样讲的。”
袁世凯未必有什么共和的信仰，但对清廷不放心则是确实的。美国驻华代办威廉斯记录，10月15日，袁即派亲信密访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告诉美国外交官：“袁将到京，不久我们会有一个共和国，袁且为总统。”
这是个十分重要的记录，袁从一开始就表面一套，暗中一套，似乎令人猜不透，其实只有一条，他既要取而代之，又不想背上篡位的恶名。
在唐绍仪之外，北洋军代表廖宇春南下秘密斡旋，如果不是出于袁世凯的安排，至少也是洞察了他的心机，否则很难理解廖如此大胆。廖宇春在秘密和谈时说：“中国人民无爱戴君主思想，已非一日，其故一由皇统无血族之关系，一由君主无爱戴之价值。今民军进种族革命，而为政治革命，用意极为正大。”并直言不愿为清帝而战，只要袁世凯做总统。
双方之所以顺利达成协议，是因为各自完成了主要的目标：对南军而言，要的是共和政体；对北军而言，要的是袁世凯为总统。
1912年1月5日，莫理循给布拉姆写信：“我相信一定会出现一个民国，而袁世凯只要在此期间不被炸死，会成为民国的第一任总统。”“我见到袁世凯时，他小声对我耳语：‘再加些压力，朝廷就垮台了。’……”
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等47名将领联名电奏速定共和。
共识形成，尘埃落定，清朝的命运决定了——退位是唯一体面的方式。
共识下的双赢、多赢
回看百年前的那次大变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派（后来发展为北洋军阀），以国内的张謇、国外的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这三种力量表面看去有不同的道路，或革命，或组织军队，或倡导改革与实业救国，但最终殊途同归，走到了一条道上。袁世凯代表的是实用，选择的是出将入相之路；张謇、梁启超们所选择的是稳健；孙中山则是激进。激进、稳健和实用这三者间看似没有共同点，很难找到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但武昌首义打响的这一枪，引发的不是一场无限革命，而是一场有限革命。辛亥革命最终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的深层结构，没有把社会翻个底朝天，更没有触动基本的儒家文化价值，它是相对节制的。清廷退位，建立共和政府，战争即告终——这样一个有限目标，只是要把帝国变成民国，把王朝变成共和。它只是一场政治革命。正是政治革命，成了三派达成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因此他们得以坐下来，和平谈判，彼此妥协、退让、博弈，不是哪一派全赢，也不是哪一派全输。这样的方式付出的社会代价最轻，成本最低。但我们往往不愿意这样解决问题，中国历史向来有暴力逻辑，我们也有“痛打落水狗”的心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开了一个好的先例。这个先例应当成为后世的一个传统。后人应当懂得并记得：达成共识的民智基础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关键在于时势，在于选择；流血越少的革命、改革，越显得荣耀，因为它珍惜人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