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最后岁月：弥留之际低呼救中国(3)

            1月24日，有人推荐著名中医葛廉夫给孙中山治病。《孙中山全集》第11册，收录了孙中山与葛廉夫的谈话。孙中山问葛廉夫：“我的病还有救吗？” 葛廉夫回答：“要戒之在怒，不要过于劳累。”孙中山问：“如果这些我都做不到，该怎么办？”葛廉夫回答:“节之可也，再用药食，以为滋助。”孙中山说：“以君之高论，如饮上池，可能为我拟一中药方乎？”葛廉夫曰：“可，”随即拟出药方一付。葛开的药方有去姜、桂枝，改用安南（即越南）肉桂、麻仁、改用炒枣仁、加生龟板、生石决明、龙齿、犀角片、羚羊片、鲜知母、黄柏等等。孙中山问他：“你这个方子那么多药，哪种药为主啊？”葛答：“知柏枣仁是滋水养肝的，用肉桂是引火归元，犀角羚羊石斛，清肃心肺，熄灭你的内火，让精灵之气得应时令，占主导。服了这付药，你的烦恼心悸不眠等症状，都可以消除了。孙中山说：“我平生的习惯，是不吃中药的。可以把你的药方拿给西医，让他们学习你的方法，将你的药方改为西药吗？”葛廉夫回答：“我不知道西医西药是不是能代替中药？”说完即告辞而去。葛廉夫到底是什么人？他对孙中山病情的诊断，与西医有什么不同呢？

            葛廉夫自己写过一篇《孙中山先生病状及治法记》的文章，《孙中山全集》记载孙与葛廉夫的谈话，主要依据这篇文章。葛廉夫也诊断孙中山得的是肝病，但从诊病的过程看，孙中山对他似乎并不信任。至于他后来是否继续给孙中山看病，缺乏更详细的材料。不过有更多的材料显示，胡适倒是推荐过一位很有名的中医，叫陆仲安的，为孙中山治过病，但那是在孙中山从协和医院搬出来以后的事了。从孙中山对待葛廉夫的态度看，他显然是不愿意看中医的。孙中山是中国近代第一所西医医院——广州博济医院，即后来的香港西医书院第一届成绩最好的学生。毕业以后，在澳门开诊所，悬壶济世。那时的澳门，与内地一样，仍是传统中医的天下。因此，孙中山就成了中国籍西医师，在澳门开业的第一人。

            我们在澳门市政厅档案馆保存的《镜海丛报》上，还可以看到当年澳门的知名士绅，为孙中山行医联名做的广告。孙中山受过良好的医学训练，行医时也有很好的口碑，因此他更倾向于西医是可以理解的。孙中山的病从一开始，便与中医还是西医的争论连在了一起。1月26日，孙中山病情急剧恶化，已到非住院不可的地步。他究竟是去了医院，还是请中医来为他治病呢？

            1月26日下午6点，为孙中山进行外科手术。主刀者为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邰乐尔，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德国医生克礼也参加手术。打开腹腔后，眼前情景令医生们大吃一惊:肝脏表面布满大大小小的黄白色结节，孙中山病理报告协和医院保存至今，照片虽经过复印，仍可清晰辨认出肝脏之上的浅颜色结节。医生们发现孙中山整个腹腔的脏器粘连扭结，符合晚期癌症多处转移的诊断。主刀医生在肝脏表面切下几块组织，送病理检查，病理活检号为S—6825。病理是由后来担任协和医院第3任病理科主任的胡正祥完成的。当晚在由德、美、俄3国医生对切片进行检查后，断定是肝癌晚期。以当时的医疗条件，的确无药可治。所以在将肝部的脓吸出以后，又只好缝合起来。

            手术后，孙中山住进了协和医院第301病室。手术过后的最初几天，孙中山反应良好，1月27日的午后，甚至提出还想吃点儿东西。29日医生的报告也显示孙中山体温正常，脉搏和缓。证明手术后效果良好。但很快，在短暂的稳定之后，孙中山的病情再度急转直下。2月3日，德国医生克礼、美国医生邰乐尔以及刘瑞恒代理院长，将实情告诉孙中山，“孙先生听之甚为安静，而精神倍增勇敢。”医生们此时还发现，孙中山的肝病，其实已经潜伏很长时间了。孙中山的肝病早在10年前就已经有症状了，1916年左右，他就时常感到胃部不舒服，可惜当时一直是当作胃病来治。有人推断，最初可能是一种寄生虫寄生于孙中山的肠胃，引起病变。由于没有及时医治，病变逐渐扩于肺部肝部，成为肝癌。孙中山长期生活在热带蚊虫孳生的地区，加上饮食、环境等原因，加剧了此病的发展。孙中山确实得过很严重的胃病，百般医治无效。后来陈其美向他推荐日本东京名医高野太吉，陈其美患有严重的胃肠病，腹泻带血4年，中外名医束手。接受高野太吉医治后，痼疾全消。孙中山在去看过一次后，却对这个东京名医的方法，产生了怀疑。因为他发现，这个医生对胃肠病人的治疗观念，与西医完全相反。这个日本名医所提倡的，是一种什么方法呢？一般得胃病的人，应该多吃软的食物，像粥啊、牛奶等等，尽量少吃或不吃硬的食物。而这个高野先生却强调要尽量多吃坚硬的食物，这就与西医和传统观念完全相反。孙中山自己就是吃粥、奶、肉汁儿等调养为主的，所以他产生怀疑。但是因为用传统办法治不好，所以他还是按照高野要求，尽量不吃肉类油质及粥等软的食物，而多吃蔬菜等能排流动物的硬质的食物，结果他的胃病很快就好了。

            孙中山胃病康复以后，有一段时间偶尔又吃肉、粥和牛奶等食物，病又复发。从那以后，孙中山一直坚持高野太吉的饮食疗法，保持身体的健康，直到这次因肝病卧床。据孙中山在《孙文学说》里自己回忆，从胃病治愈保持健康至今，已经有10年了。到底孙中山这次的肝病，是不是10年前肠胃的病变所引起的呢？孙中山的胃病按他的说法，应该是完全治好了。但他在《孙文学说》这部书里又谈到，近两年胃病又有发作的迹象，说明还是没有从根上彻底消除。至于他的胃病是否最终引发了肝部的病变，或是像有人推测的是一种寄生虫，就不好说了。不过孙中山因为高野的疗法，坚持戒除肉类、牛奶、鸡蛋、汤水、茶、酒以及辛辣的食品，坚持吃蔬菜，比较硬的饭，吃鱼、水果等。可以说，比较早的实践了健康食品的疗法。1925年2月6日，孙中山住进协和医院已超过10天。院方在取得孙中山的同意后，启用镭锭，进行放射治疗，以阻止癌细胞蔓延，这是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所能采取的最后办法了。

            当孙中山身患不治之症的消息传开后，他的许多最亲密的同事前往北京陪伴。1月26日，当孙中山住进协和医院时，陪伴在他身边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只汪精卫一人。很快，国民党便将在广州的中央政治委员会迁来北京，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7人委员会名单: 汪精卫、于右任、吴稚晖、李石曾、邵元冲、陈友仁和李大钊。前面6个是国民党的元老，李大钊是共产党人。此时在孙中山身边又增加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前苏联派驻广州国民政府的代表鲍罗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