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后期政治生涯与三大政策

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近代化的前驱，孙中山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会之际提出了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政纲与近代化方案——三民主义，更为圆满地回答了历史进程的课题和顺应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使民主革命从准备阶段入于正规阶段。毫无疑问，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在当时是最进步、最科学的纲领。

然而，中国和世界在20世纪初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拓了历史的新纪元，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到来。三民主义必须与时俱进，才能“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继续发挥积极的战斗作用。孙中山审时度势，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使自己的思想获得深刻的变化，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推动了北伐战争的发展。孙中山后期政治生涯中的重大理论贡献就在于：“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的主要特色是明确和强化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新三民主义的重要内容是增添并确立了三大政策。

一.

应当指出，三民主义的新阶段是与孙中山制定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统一而须臾不可离的。在某种意义上，前者是原则和纲领，后者是战略和策略，即途径、方法和手段问题。三大政策对于新三民主义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以至于成为它的革命的灵魂。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原则和纲领确定后，必须找到克敌制胜的强大物质力量，以便实现奋斗目标。为了完成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任务，一定要建立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而只有“认清这个革命的动力问题，才能正确的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策略问题”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基本上解决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包括国内、外两个方面的力量配置问题。三民主义的新阶段和三大政策的结合，使得三民主义成为完整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纲领。事实正是这样，“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

作为三民主义新阶段的主要标志，三大政策的提出有其历史必然性。从诞生之日起，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成为推动包括民族解放运动在内的世界革命的杠杆。列宁发出了强有力的召唤：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它踏上历史舞台的最初活动中就表明自己无愧为中国革命的舵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运动日益显示其威力和作用。这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时代特点，迫切要求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自己的斗争纲领中予以反映。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并为此进行了巨大的工作；而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国家则把帮助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作为国际主义义务，给予道义上物质上的积极支持。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上述活动对孙中山制定三大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当然，三大政策的形成还是孙中山忠实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结果。“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口号的提出，表明孙中山正确回答了历史行程所提出的重大课题。能够如此及时地作出反映历史新特点的英明决策，显示了孙中山的远见卓识和胆略。

“联俄”、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对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具有重大积极意义。当然，一个国家革命运动的兴起、发展和胜利主要取决于内部诸条件，但是，“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孙中山在他的长期斗争生涯中，曾经不辞劳苦地寻求国际支持。他曾期望日本政府“助中国革新，以救东亚危局”；希冀美国总统“主持公道，……达到护法之目的”。但是，多次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的结果完全落空，他从那“文明的”、“富庶的”世界中没有找到热切企盼的“拉裴德”，得到的只是冷漠、嘲讽和欺诈。孙中山的这种遭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期待西方世界支持中国革命运动无异于与虎谋皮。孙中山后来深切认识到这样一条真理：“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孙中山带来了“大希望”。苏维埃国家在其诞生初期的艰苦岁月中，就显示了它是殖民地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最忠诚的支持者。在著名的《和平宣言》中，苏维埃国家宣布帝俄、临时政府对外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密约”一律“立即作废”。1919年7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首次对华宣言，表示无代价地放弃帝俄攫取的一切在华权益，并“渴望中国人民和俄国农民工人及红军相提携，为自由而战” 。1920年9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再次宣言，重申了第一次对华宣言的主旨，并提出了苏中两国会谈的八项意见。与此同时，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也与孙中山直接进行会谈。加之，中国共产党一再指出：“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这样，孙中山得以迅速地把目光转向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早在1918年初，在广州领导护法运动的孙中山就曾经多次指出：俄国革命的胜利将给中国革命带来积极的影响，革命党人应当注意同苏俄接壤的西北地区。1918年夏，孙中山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战斗。” 稍后，孙中山与列宁“函电往还”地讨论过东方各国的革命运动问题。[注7]尽管反动的北京政府力图阻隔中国同苏维埃国家的联系，但僻处广州的孙中山在接到齐契林的函件后兴奋地写下了《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信》，表示将不顾反革命势力的阻挠，“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它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 。1921年12月，因北伐驻节广西的孙中山在桂林首次会见由李大钊介绍、张太雷陪同前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双方商谈三次，讨论了中国国民党与苏俄及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马林还提出了两点建议：组织一个能联合各阶层特别是工农群众的政党；建立革命武装，先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骨干。稍后，孙中山又在1923年初同苏俄代表越飞会谈并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第一次以平等互助的精神规划了中苏两国和人民间的关系。以后，孙中山与苏维埃国家的联系日益密切。广东革命根据地获得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上、物质上的援助，这种支持成为中国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因素之一。正是在实际斗争中，孙中山日益认识到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与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的必要性，从而，将“联俄”提到重要国策的高度。在他看来，苏维埃国家才是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真正盟友，被压迫民族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必须与社会主义国家结成联盟。因为，工农专政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世界人类打不平”，列宁“敢说世界上多数的民族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为少数的民族二万万五千万人所压迫，……并且还提倡被压迫的民族去自决，为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打不平。列强之所以要攻击列宁，是要为他们自己求安全” 。在他的《致苏联遗书》中，最终圆满地表达了“联俄”的观点：“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故我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使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的半殖民地羁缚。为达到此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联俄”、联合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张，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必须做出抉择：倒向帝国主义一边，意味着束缚于殖民主义的枷锁；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则为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孙中山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一齐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拼命，当然不是偶然的。”

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这种主张和“联俄”相互形成了“联合国际革命力量”的完整内涵，从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争取国际革命力量的相互支援的关系。孙中山早年所曾持有的把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考察的观点，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在列宁的学说照耀下，孙中山意识到了“此后世界人类要分为两方面去决斗，一方面是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一方面是二万万五千万人” 。在他看来，十二万万五千万人构成了被压迫民族阵营，具有共同的命运；二万万五千万人构成压迫民族的阵营，成为被压迫民族的大敌。因此，被压迫民族在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必须“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持” 。这样，才能做到“全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同时，孙中山虽然把世界各个民族分为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两方面”，但是，他也看到了这“两方面”之间的联合——“将来白人主张公理的，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白人主张强权的，和黄人主张强权的，也一定是联合起来。有了这两种大联合，便免不了一切大战” 。孙中山认识到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中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人们，压迫民族中“主张公理”的人们必然成为被压迫民族中的“主张公理”的人们的盟友。这种抛却了种族和地区局囿的观点，无疑是有着重大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