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与报刊(3)

    《民报》创办后，切实担负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舆论宣传。为了彻底粉碎君主立宪派《新民丛报》的改良主义论调，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民报》第三期以号外的形式，公布了《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列举了双方在12个重大理论根本问题上的分歧，展开了长达三年之久的理论大论战。这一旷日持久、规模宏大的论战，主要围绕民族革命问题、民主革命问题、社会民生和土地国有问题、革命是否会引起内乱和帝国主义的干涉问题展开，实质上是一场要不要实行三民主义、能不能实行三民主义的理论之争。经过这场论战，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对改良主义思想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三民主义学说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一时出现了“以不谈革命为耻”的潮流，为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提供了舆论准备和思想基础。孙中山曾说：“民报成立，一方为同盟会之喉舌，以宣传主义；一方则力辟当时保皇党劝告开明专制要求立宪之谬说，使革命主义，如日中天。”

    从1905年11月26日《民报》出第1号，至辛亥革命前共出26期。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报刊，其经营有如下特点：

    1．靠捐款和同盟会拨给经费出版。在《民报》大多数期版次中，均予刊出《本报简章》， 其中第五条称：“有慨捐本社经费10元以上者，奉酬本杂志一年，20元者两年，30元者三年，50元以上者永远奉酬，俱推为本社名誉赞成员。”在《民报》的广告中，则刊登过征信公告捐助《民报》经费的“名誉赞成员与读者名单及款数”，先后13条，说明该杂志不断得到过社会上的公开捐助。另据1906年12月2日上午8时至下午2时《民报》创刊一周年庆祝大会会况记载，此次会议在东京神田区锦辉馆举行，会场容纳5000人左右。庆祝会由黄兴主持，首请章炳麟朗诵祝辞，之后由孙中山等人演说。在演说中出现了与会者自动发起为《民报》捐助经费的场面：发起者为周君、罗君。周君云：“吾辈欲尽革命的责任，须立于自动的地位，积极的地位。即如《民报》，既与吾辈宗旨相同，则宜引为己责。吾辈有理想者，当担任其文字，有财力者，当担任其经费。”罗君则首先捐出日币10元以支持这一提议，顿时会场响应者181人，共得日币770元。这一数目，按当时《民报》每册售价日币两角，所捐可印3850册《民报》。另据记载，1909年同盟会在香港设立南方支部，筹备次年2月在广州举行的“新军之役”，经费无着。革命志士林绍轩（字直勉）适与其叔析产，得两万港元，除捐作军费外，这年冬天林随汪精卫赴日秘密印制了辍刊已久的《民报》第25、26两号。此外据邹鲁《中国国民党党史稿》记载1907年至1908年章太炎等人与孙中山的争执中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民报》的经费来源：“……是时章炳麟、陶成章同布一印刷品，攻击总理及胡汉民，大意谓总理到东京，则云南洋资本家尽吾同志，至南洋则云日本留学生尽入吾党，岂南洋资本家如此众多，民报支细，分文不助？！”章孙之间的龈龉姑置勿论，《民报》的部分经费来自华侨资本家的捐助，则是可以肯定的。

    2．《民报》的印刷发行情况。《民报》从第1号到第24号，大多由设在东京神田区中猿乐町四番地的秀光社承印。秀光社为日本企业，属帝国出版协会，设备比较先进，能承印铅印、石印、照相铜印等项业务，曾在《民报》上刊登过招徕生意的广告。秀光社负责人和同盟会以及宫崎寅藏有着密切的联系，协助《民报》出版是自然的事情。目前就所得资料分析，单从《民报》发行收入看，也可维持其生存发展。据统计，《民报》第1号初版印刷5000余份，到第4号初版出版时，已达1万份。到1907年12月25日第18号出版之际，则为1．2万份。如不计其各期再版数，平均每期发行应不少于1万份。其报价从第1号至24号，零售价为日币2角，订阅半年1．l元，全年2元。第25、26号续刊，因实际上并非有计划的长期复刊，半年与全年订阅的已经不提，零售价还是每册2角。从前面这两种数字，对《民报》前24期按零售、订阅半年与全年者各占1/3估算，每期1万册全部售出，则每期发行收入应为日币1800元之多，第25、26两期全按零售计，则有日币2000元。再按每本《民报》成本日币6分计算，1万册需600元左右。这样计算下来，本应发行自给，但由于赠阅之多，不计成本，恐怕实际上支出大于收入。

    《民报》创刊之初，发行工作靠同盟会员的革命热情去义务完成。据曹亚伯《革命真史》叙述：“出版之日无法发行，子与肖钟英……数人将印就之《民报》第1期，或包卷，或封皮，或贴邮票，命女佣用小车推至邮局，不数小时而3000份《民报》皆发出，送之中国内地矣。余则2000余份，散布于日本中国留学生中。予每提一大包往各学校发卖。”第2号《民报》印出后，宋教仁作为《民报》庶务干事集中两天时间发行报纸，并致信于美国大同日报馆、香港开智社、中国日报馆、越南西贡和昌楼、湖北震亚社、湖南集益社等处。要求他们协助发行。后来由于清政府严厉禁止入境，不许人们订阅，邮局也不准递送，《民报》便采取秘密渗透方式传入国内。这种方式大体是：由报社成批寄运给同盟会各地分支机构、外围组织与个人，以此为据点，逐步扩散。如昆明的兴汉会，即是据点之一。当时还由同盟会在国内各地设立的一批阅书报社（室），购置各种革命书刊和《民报》，秘密分送军、学、商、绅各界。如武昌的日知会便是这样的机构。此外，还由外国人办的书店担任秘密代派所发行《民报》，如上海的新智社等。据统计，《民报》到第24期，已在海内外建立发行网达12个国家与地区，其中海外有23个城市，销量最大的是东京，在东京的代派所20家，都是留学生会馆。其次销量较大的是南洋地区。

    3.《民报》对广告的利用。《民报》创办初期，不重视广告业务。第2、4、5三期连一个广告也没有。从第1期到26期，共有广告279则，篇幅占218页半。其中全页刊登广告的占总数54．8％，半页广告的占总数28．6％，其余的是1/4或1/3页幅的广告。《民报》刊登广告最多时是第9期至12期之间，其中第10期23则广告占19页半，第11期20则广告占20页，到第14期，广告锐减。这一时期正是孙中山离日，《民报》在章太炎的支持下与同盟会本部发生争执的时期；后来矛盾缓和，《民报》广告有所回升，但也停留在每期13则广告，占8页的水平线上。据分析，《民报》广告内容多为代理、推广革命书刊和本报启事告白多 这种不收费的广告共占广告总数59％，而一般商业广告只占总数近18％。这说明《民报》注重了与革命报刊的配合，社会关系多为文化界人士。经折算，按《民报》上刊登的广告价格，该报所有收费广告应得日币1300余元，按出版每份《民报》日金6分计，可支付每期1万册《民报》的两期印刷费用。这笔收入也是相当可观的。

    以上只介绍了孙中山创办的三种报刊。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坚持革命舆论与武装起义并重，组织起义10余次，创办报刊10余种。他在海外活动，每每旅居于报社，作为依托。据不完全统计，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创办、改组或支持的海外报刊，主要还有：1901年在日本办起了《国民日报》；1903年在檀香山出版了《檀山新报》；1907年在加拿大开办了《大汉公报》、在暹罗（今泰国）办起了《华暹新报》。在新加坡刊行了《中兴日报》；1908年在缅甸刊印了《光华日报》；1910年在美国兴办了《大同日报》、《少年中国晨报》，在加拿大出版了《新民国报》，在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创办了《光华日报》；1911年在菲律宾印刷了《公理报》等。这些报刊组成一个强大的革命宣传网，有力地促进了辛亥革命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