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

　　1911年爆发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在它的准备阶段，孙中山1894年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标志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诞生。翌年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并着手开展反清武装斗争。二十世纪初年，新兴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利用书刊大力宣传爱国和革命，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相继建立，民主革命思潮广泛传播。1905年8月20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公举孙中山为总理，确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纲领。同盟会一面发刊《民报》为机关报，宣传革命，并与改良派展开论战，系统批驳保皇谬论，阐述三民主义政治主张；一面联络海外华侨，运动国内会党和新军，在华南发动多次武装起义。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在清政府的要求下，日本政府将孙中山驱逐出境。孙中山和同盟会开始了新的征程，从1907年到1910年，在孙中山、黄兴的领导下，南方起义此起彼伏，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一浪高过一浪。但是，由于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仅靠少量突击队冲杀，偏僻地区的行动则难以迅速产生广泛的影响，经过苦心筹划的起义大都旋起旋灭，遭到悲壮的失败，烈士鲜血染红的杜鹃花开遍南疆山崖……1910年孙中山在南洋槟榔屿召开会议，总结失败教训，商讨“卷土重来之计”。会议决定孤注一掷，以新军为骨干，组织五百人敢死队，在广州城内再次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他们计划，起义成功后，由黄兴率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率一军出江西、趋南京，号令长江流域各省举兵相应，挥师北伐，直捣黄龙。1911年4月27日，由孙中山领导的黄花岗起义仍然由于仓卒发难，功败垂成，林觉民、喻培伦等86人热血之士，血洒羊城。收敛烈士遗骸后，能确定姓名者72人，他们被安葬于广州城郊黄花岗。光复会在1907年发动皖浙起义失败，徐锡麟、秋瑾殉难。这些武装斗争虽然都失败了，但前赴后继的悲壮之举，唤醒了国人，鼓舞了士气，坚定了革命党人反对专制统治的信念，正如孙中山所说：“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孙中山和革命派的武装斗争，为武昌起义的爆发与成功作了最好的铺垫。

　　在辛亥革命爆发前的十年间，天灾连年，因灾荒引起的民变成了风雨欲来，大厦将倾的先声前兆。巨额的对外赔款和新政的行政成本都转嫁到百姓身上，加重民众的负担。无法照旧生活下去民众只能铤而走险，抗捐抗税、饥民暴动等各种反抗风潮迭起，几乎席卷了浙、苏、皖、鄂、湘、赣、粤数省。而登上政治舞台的民族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爱国运动、立宪运动，一浪接一浪，与各地民变交互激荡，使革命形势走向成熟。

　　湖北革命党人既追随同盟会的革命路线，又有所超越，有所前进，有所创新。在一些党人热衷于做新时代的荆轲、聂政的时候，湖北革命党人却认为暗杀活动虽然很壮烈，但却难以撼动全局，多不赞成；他们也不希望像同盟会南方起义那样，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猝起事，徒增牺牲。从1903年的花园山聚会开始，一直到武昌起义爆发，湖北革命党人花了8年时间，进行革命运动的准备工作。他们不竞声华、埋头苦干，深入草莽，运动会党；打入军界，联络新军，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组织发动工作，他们运用“抬营主义”，把新军成建制地变为革命力量。这些颇具特色的活动，为武昌首义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11年，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推动下，实现了联合。10月9日汉口宝善里共进会机关试验火药不慎爆炸，准备起义时使用的印信旗帜和党人名册落到敌人手里。当晚，武昌小朝街85号军事筹备处被破坏，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位革命骨干被捕，连夜遭到杀害。三烈士的被害，当局的高压及杀戮政策激起革命党人的无比愤慨，他们决心以血还血，与反动当局决一死战，提前发动起义。10月10日，工程八营革命党总代表、后队正目熊秉坤与营中党人当晚带领革命士兵发难，一举取得胜利，光复武昌。第二天，汉阳、汉口也相继光复。控制武昌的革命党人，在湖北咨议局里紧锣密鼓地为建立革命政权而忙碌。由于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革命党人便拉出一位与革命毫无渊源，甚至对革命视若雠仇的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作为军政府的都督。成立后的湖北军政府是一个包括革命党、立宪派和旧官僚三位一体的混合政权，这个政权内部存在着各方的政治博弈。最初，对黎元洪和立宪派保持着警惕、也保持着距离的革命党人还能控制军政府权力。因此在黎元洪投靠袁世凯以前，湖北军政府的性质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它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建立民主革命新秩序、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有利于照顾民众生计的措施。

　　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各地相继响应，仅两月已有十四省宣布独立，清朝统治土崩瓦解。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革命派在这个政权中占有领导和主体地位。临时参议院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同时还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文告，在政治上肃清清朝封建统治的影响，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在文化、教育方面进行改革，并改革社会风尚，使民国初年出现了新气象。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立即派陆军大臣廕昌率领北洋军前往湖北镇压，武汉革命军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阳夏保卫战。袁世凯培植的北洋军并不听从廕昌的调遣，廕昌也深感无力指挥北洋军，这就给在洹上垂钓三年多的袁世凯提供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在内外压力下，清廷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凯，10月27日命以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统军南下，对武汉民军发起进攻。阳夏保卫战以伤亡将士万余人的代价，有力地捍卫了新生的革命政权，并在中国腹心地区打开了一个对清王朝发动总攻击的突破口，由于牢牢地拖住清军主力达一个多月，就为各省纷起响应赢得了时间，终于造成全国燎原之势，最终坚持到了停战议和局面的到来，从而避免了旋起旋败的结局。

　　在北洋军攻占汉口、汉阳后，没有渡江攻打武昌，袁世凯深知，北洋军在武汉的局部胜利，并不能挽回清政府倒台的命运，转而与革命军议和，利用革命党与清廷都有求于己的有力条件，企图一箭双雕，既以革命力量压清廷给他更多权力，又以清军压境的态势逼革命党人向其妥协。帝国主义列强虽然对革命没有采取武装干涉的行动，但在“中立”幌子下进行着政治阴谋，以便从中国内部动荡的局面中寻求对他们有利的时机，更换他们的代理人。通过他们的穿针引线、精心策划的南北和谈，诱使革命党人向袁世凯交出已经得到的斗争果实。在列强的斡旋下，南北双方代表，北方的唐绍仪、南方的伍廷芳，在上海坐到了谈判桌前。革命党人既被袁世凯的和平烟幕遮住了眼睛，错误地把其视为可以争取的第三种力量，甘愿推他为民国大总统，以换取革命的早日胜利，又担心战事延长，引起列强干涉，造成人民更大的苦难。在革命党内妥协气氛的影响下，孙中山放弃了北伐的主张，也放弃了自己的权位，发表声明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立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在得到孙中山让位的保证后，袁世凯加紧了逼宫的步伐。他暗中指使文武官员“请愿共和”，迫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最后一位清朝皇帝，同时也是自创立封建帝制以来的末代皇帝，在接受民国政府给予的优待条件后，颁布退位诏书，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终于结束。中华民国的建立和清朝的覆灭，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诞生和延续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的终结。革命爆发后，帝国主义加紧扶植袁世凯作为统治中国的新工具，并在其导演的“南北议和”中压革命派向袁世凯妥协。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在内外反动派的压力下显得软弱无力，孙中山被迫让位于袁世凯，辛亥革命遭到失败。

　　（本稿件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特约提供）